大寨曾经是中国农村的“一面旗帜”，新时代和乡村振兴给大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不忘初心，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要服务社会、引领区域、贡献国家、影响世界。大寨乡村振兴的战略分析与路径选择对于全国“乡村振兴”的道路创新与发展探索，都有“智慧与能量再聚集、经验与模式再输出、信念与信心再坚定、精神与理念再提振”的重要意义。

　　一、大寨三次创业的分析

　　(一)大寨三次创业的背景分析

　　1. 第一次创业：面向资源的农业社会发展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80年前，大寨发挥集体的力量完成了温饱有余、贡献国家的第一次成功创业。第一次创业的路径是“面向资源的农业社会发展道路”，利用大寨村有限的空间、资源进行价值挖掘，强化内部组织合作，激活集体精神。以陈永贵为首的大寨党支部大力发展生产，面对自然灾害，依靠智慧与领导力发动群众，在破解困难的同时，坚持为国家做贡献，支持国家建设，铸就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寨精神，激发了当时全国上下的发展斗志与活力。

　　2. 第二次创业：面向市场的商品社会发展路径

　　1991年至今，大寨依靠新集体的力量解决了小康富余和乡村美好生活的问题，完成了第二次成功创业。第二次创业的路径是“面向市场的商品社会发展道路”。通过集体、合作实现发展，由内部合作向更大范围合作转变，选择不同合作机制，实现资源获取与转换，放弃失败的，调优成功的。在大寨村创富阶段，郭凤莲以“大寨精神”为旗帜闯市场，扩大影响力，以“大寨”品牌结合贴牌生产、集体入股与独资经营等三种方式，将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相结合：大寨运输业通过周边地区资源输出流动，获得收入;大寨文旅将资源固化为文化，进而将文化转化成为服务与创意;贴牌生产的方式解决自身资源匮乏与生产力不足问题。我们认为，在郭凤莲带领大寨人走出大寨闯市场，由“自力更生”转向“自主创造”，在二次创业的过程中形成了“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开拓创新”的“新大寨精神”，并以“新大寨精神”为引领，福利惠民聚心固基、品牌兴业聚智招财、集体兴村就业增收的思想、智慧、精神转化成了发展新农村不衰的能量、物质与价值源泉。

　　3. 第三次创业：面向资本的价值社会战略选择

　　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寨面临第三次创业。第三次创业一定是“面向资本的价值社会战略选择”，要聚集创造思想、智慧、精神，依托深厚的政治资本，与外部资源结合，获取智力资本，与商业文明结合，利用金融资本，实现资本的价值放大，这对于大寨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

　　(二)基于三次创业的问题剖析

　　通过大寨发展背景的梳理，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郭凤莲可以带领大寨村推动第二次、第三次创业?其深层原因是通过精神的凝聚，构建了新的集体组织。

　　1. 打破组织化，村民相孤立

　　大寨村民在适应集体组织化运作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之后，在上世纪80年代转而推行包产到户，使村民行为意识与政策发生冲突，个人努力无法再通过组织放大，原有的组织学习被消除，集体组织环境弱化导致的体系改善与绩效分享减小，使大寨村民与集体的绩效剧减。

　　2. 重回组织化，构建新集体

　　“铁姑娘”郭凤莲重回大寨后，创造“新大寨精神”，将“大寨”无形资源放大，提升村民活力，凝聚村民动力，前进过程中形成了集体与合作的新基因，破解自身问题，重归大寨第一次创业的精神、思想引领的发展道路，也是大寨村未来走向更大范围联合发展的根本。

　　二、基于村庄发展阶段与类型差异思考乡村振兴的驱动力量

　　(一)村庄发展的三个阶段

　　村庄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把资源变成产品，需要“精神引领、强化组织”;第二阶段，把产品变成商品，依靠“适应市场、强化竞争”;第三阶段，把资本变成价值，依赖“追求价值、强化联合”，不再直接做产品、商品，而是构建价值。

　　发展之初，以陈永贵为代表的一批乡村人物，面对极端困难，能够找到解决办法，说明其具有极大智慧，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奋斗精神，并将时代的思想(毛泽东思想)转变为行动。此后，由小岗村(村民按手印，实行大包干)掀起的改革开放虽与大寨村(不要国家救济，同时交粮支持建设)强调集体的选择路径不同，却都是时代环境中人民与村庄“自力更生”的表现，两种模式并不对立，而是一种实现“自给自足”同时为国家做贡献的理念的体现，是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路径。

　　但是，不论何种路径、发展模式的选择都不可能一劳永逸，都会受历史背景与发展阶段的限制，都要符合所处时代的要求、追求、需求，只是所处阶段的长短与取得的成绩不同。

　　面向资源时，国家调控较强，村庄最大的可用资源是土地，最大的产业是农业，在空间与资源受限的前提下，只有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大寨精神”才能深挖更大价值，因此村庄发展差距小，步伐统一。

　　而当村庄、村民面向市场与资本时，发展的被动性增加。一部分村民离开村庄，进入现代产业，获得工资收入;一部分村庄引入产业生产，获得原始积累;一部分离村村民又回到村庄，带动村庄发展：凡此种种，共同加速村民、村庄的分化发展。于是，在走向市场时，有60%-70%的村庄发展滞后;而面对资本，有80%的村庄逐渐衰退。

　　(二)村庄发展的三个类型

　　村庄发展在时间延伸上分为三个阶段，从空间与功能布局上，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生产居住类村庄、生活服务类村庄与综合服务类小镇：

　　1. 生产居住类村庄

　　空间布局比较分散，主要服务农业生产活动，生活配套较差，是产品提供端口与科技服务的需求者，主要属于能量物质输出型。这类村庄在从事农业生产人口降低、农村居民向城镇集中后会更多出现，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振兴”中“产业振兴”的重点，如我国东北地区。

　　2. 生活服务类村庄

　　空间布局相对集中，以实现美好生活为目标，满足基本生活配套，具有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与供给的双重功能，其物质能量流动是双向的。这类村庄是现在村庄的主体，以服务生活为主，将聚集原来分散的人口与服务。

　　3. 综合服务类小镇

　　空间布局比较集中，有较大聚集效应，生产生活配套完备，与城镇、村落联通比较容易，主要是物质能量输入型。这类小镇是未来推动乡村振兴，实现美好生活的关键点，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益在这里将极大提高。

　　基于以上分类，对不同类型村庄进行内部比较分析与类间比较分析，进行理论建构与还原，我们就能针对不同类型村庄进行发展战略、定位、路径与抓手的探索与演绎。

　　(三)乡村振兴的驱动因素

　　那么，在村庄发展转折阶段，是什么因素导致一些村庄实现腾飞，而另一村庄逐渐衰落?

　　为理解村庄发展的阶段与转折，引入四川省成都市战旗村作为比较，其发展历程摘要如下：战旗村从多个村庄分离建立(1965年始)——村民自主，民兵化组织管理，集体产业发展(至1982年)——政策要求，联产承包推开，但分土地不分企业(1983年始)——推进企业改革，发展集体经济(2001年始)——推动土地集中经营，创造规模价值(2003年始)。在国家发展的大背景下，战旗的发展历程与大寨道路相比，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差异的地方：

　　1. 共性的因素

　　一是党支部的领导，是灵魂人物。领导层有威信，有职位权威和个人魅力，有智慧，爱学习，会组织，会领导，会用人，能发挥团队力量，能激发个人能动性。

　　二是乡村企业对村庄组织的稳定与引动。从村庄走向市场，乡村企业在大寨和战旗的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乡村企业的独特性在于解决共同发展问题：城市企业员工在空间与利益关系上与企业剥离，资本与劳动剥离，城市企业与乡村企业内质是不一样的，乡村企业员工(村民)在空间与利益关系上与企业既有分离的部分，贴近市场，适应竞争，又有不分离的部分，贴近村庄，实现稳健，保障了社会资本、组织资本、智力资本、人力资本、产业资本之间的渗透融合。稳健的部分是产业社区相结合的文化，这种文化使村庄及企业在面对外部危机时，动员齐心协力迎接挑战、战胜困难的成本低、效率高，这就是乡村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内在的不同的核心价值。

　　2. 差异的因素

　　领导队伍能够持续培养人，对村庄未来发展的路径影响巨大。大寨村自陈永贵、郭凤莲两任领导，在改革开放初期至上世纪90年代初，经历近10年的外部干预，其基于村庄内部的自组织发展被打破;而战旗自建村至今，历任书记能者居上，一代一代稳定持续推进村庄向前发展。

　　大寨村或者战旗村不是单独一个村庄，在村庄类别里，它既有其独特的贡献，也能发现和应对其面对变化不适应的地方。

　　三、“大寨+C20”的战略思考

　　基于以上对大寨三次创业与村庄发展阶段以及不同类别村镇发展的分析，为推动大寨面向资本的价值社会战略选择的第三次创业，需要大寨以精神为引领，联合更多村庄，搭建“大寨+C20”(C20指联合20个村庄协同发展)智慧服务平台，通过新战略、新定位、新路径、新抓手，推动实现乡村振兴：

　　(一)新战略

　　大寨以新形象、新理念、新思路对接新时代，打造以“新大寨精神”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共同作为的“大寨+C20”联合;由原来“内聚外扩”向“外聚内扩”转变，形成昔阳—大寨发展界面，突破大寨村庄局限，探索基于大寨内扩的县域镇域发展模式。

　　(二)新定位

　　基于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铸造大寨新形象，形成服务创新综合体;

　　基于文旅康农产业链生态，借联融创新资本，构建创新人才孵化器;

　　基于聚智创富与智网增值，培育服务新载体，搭建智慧服务新平台。

　　(三)新路径

　　以“大寨+C20”构建智慧服务平台，基于人力资本突破，通过组织联合强化，在联合的基础上形成品牌提升，构建学习创新共同体，聚智创富综合体，智网增值联合体的关系生态。以传承、适应与创造为内核，依托平台形成联合，实现大寨平台社圈化，聚集领导者、管理者、执行者，人们以大寨的平台、符号来做事，形成“物理的村民”与“虚拟的村民”共同推动平台演化发展与自身价值实现(见图1)。

　　1. 基于人力资本突破，构建学习创新共同体

　　以人力资本为突破口，发挥社会资本，汇聚智力资本，聚集“名村官+名专家+田园才子+名乡贤”，并且通过挖掘培训培养“匠心型技能人才”，通过学习组织创新聚集“学习型专业人才”，通过内聚外引、强化合作，聚集“智慧型决策人才”，构建孵化新型主体的平台界面，打造跨界融合、高智高服的人才团队，构建具有持续活力的学习创新共同体，基于大寨服务全国村庄。

　　2. 基于组织联合强化，打造聚智创富综合体

　　通过联合组织，获取智力资本、金融资本、政策资本，同时扩大产业资本的可利用范围，打造文旅康农平台，利用外部资源弥补内生不足的同时，引入更多的村庄及其资源进入组织，打造村庄的聚智创富综合体，组织内村庄彼此成为“飞地”，再以“飞地经济”构建平台生态，实现价值联动提升。

　　3. 基于品牌价值提升，优化智网增值联合体

　　基于大寨发展演进的普适性和特殊性，利用已有的“大寨”及“大寨粮仓”品牌，并进一步挖掘、设计、打造“新大寨精神”的人物品牌(如郭凤莲)、事件品牌、故事品牌，以优化智网增值联合体。

　　(四)新抓手

　　以“大寨+C20”为抓手，搭建乡村振兴的智慧平台，提供乡村振兴的智慧方案，孵化乡村振兴载体模式。

　　1. 通过“大寨+C20”，搭建乡村振兴智慧平台

　　基于村庄发展三个阶段的分析，根据其面向不同分为资源型发展、市场型发展与资本型发展，现阶段许多名村(如陕西省东岭村，浙江省花园村、航民村等)是基于资本的市场型发展，其拥有的资源已经高度非农化。与此相对，偏远的地区，其资源非农化、市场化困难，人力资本稀缺，导致其资源市场化、资本化程度很低，对人力资本的吸引力就更弱;如果单靠孤立的人力资本、产业资本的直接注入，消耗巨大，却无法发挥聚集效应。因此就需要借助平台，给村庄“借脑、建脑、换脑”，汇聚巨大的场，形成“你+我+他”的链网，更大范围地解决村庄发展智慧不足的问题，实现人才振兴，基于人才振兴，实现组织振兴，基于组织人才，解决产业发展问题，结合自然生态，形成生态文明，实现更大的价值。

　　大寨发起的C20平台孵化的意义在于整体解决村庄问题，形成共享的平台，是一个集体，形成“集体+”的思维、网络与发展模式，基于“集体+”的聚变、引领，通过孵化、转化，带动发展主体裂变，并且扩大示范作用。

　　2. 通过“大寨+C20”，提供乡村振兴智慧方案

　　把商业文明与大寨的自然人文、生态文明结合，基于文明结合的内核，与外部联合形成智力资本，放大过去合作产生的产业资本，利用乡村振兴战略大寨的政治资本，通过联合20村探索乡村振兴的智慧方案，发挥集体政治影响，依托小村提供大智慧、大方案。

　　3. 通过“大寨+C20”，孵化乡村振兴模式载体

　　依靠“大寨粮仓”等信息平台积累信用，通过信用获取金融资本，借助大数据，构建产品与服务标准，形成“大寨脑”，更大范围地服务村庄发展，弥补其欠缺的疏通渠道与聚集创新。给领导者借脑，给管理者建脑，让执行者换脑，实现聚变的引领与裂变的示范，用C20平台，孵化禀赋型村庄，形成不同发展路径、模式与载体，推动不同类型村镇、不同发展阶段村庄实现协同发展与互促。

　　“基于燎原的星火”才能成为火种，“基于疏散的聚集”才能成为平台。“大寨+C20”利用聚集点亮疏散，通过疏散形成燎原，是乡村振兴走向小康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