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在安徽省西部的舒城县，村子很小(我们那里说的村子特指自然村，虽然每个自然村距离也就不到100米)，只有10来户四五十口人，像笔者这样30岁左右的多在外打工，常年在家的大概10多人(一般是50多岁的中年人在家带上学的孙子辈)。因为农村撤点并校，村里适龄儿童也多由爷爷奶奶陪同在镇上或县城就读(村里适龄儿童6人，5人在村外就读)，所以即便是村里的常住人员，也只是周六周末才回村。

　　父母都在外打工，腊月二十六晚上才一起回到家。由于笔者从事农村工作，所以较留意村庄一年来的变化和反映出的相关问题，这次回家有三件事感触很深。

　　回来的第二天，村干部送来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这一年土地租金，农村土地承包所引起的乡村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应该是近几年家乡最大的改变。查相关文件，县里2014年进行确权试点，2015年公开招标，对全县20个乡镇和1个开发区约91万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地籍测绘。2016年5月，县政府举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首发仪式，其后各个乡镇陆续开展了颁证工作。趁春节机会，笔者察看了村里被承包土地的使用状况，被承包土地主要是山地和林地，也有少部分的水田，其中林地被重新修整进行油茶种植，山地和水田则用作乡村旅游开发用地。本村的乡村旅游虽还在建设阶段，但已可见雏形，主要是由政府配套的道路、水网等基础设施，加上利用山谷依次分布的5个鱼塘(据说由村里在外创业有成的返乡人员投资开发)为主体的旅游设施。

　　在与乡里乡亲交流的过程中，他们对农村土地确权及承包开发，普遍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疑虑：一是土地的经营利用由谁来规划控制。就我们村的情况来看，大部分的村民长期在外，土地确权包括流转都委托留守人员或村干部全权处理，农民对土地是否被承包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虽然很多被承包土地已经没人耕种)，对被承包土地的用途也没有太多的知情权;二是农地的低廉租金对农民的意义到底有多大?以笔者家为例，一共4亩多的被承包土地，一年的租金也就500多元，这对农民来说差不多是可有可无，农民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改革红利;三是农村集体所有的荒地、田埂等归属如何界定。官方文件中集体荒地的规定是“农户开垦的集体荒地，不属于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地，本次都不予确权登记，是否收回由村组集体决定”，但村民对这些荒地和承包费用却有很多猜测。另外，笔者所在村的农民土地呈碎片化，田埂、沟渠、道路等较多，按规定这些属于生产队集体财产，但随着土地承包，这些集体用地被打乱重新规划，农民对这些土地是否产生承包费用和未来复垦的可能多有疑虑;四是土地经营权所带来的乡村腐败空间该如何监管，土地确权带来的是土地承包租赁热潮，然而在农民看来，土地由谁承包、承包价格是多少，这些都是由村干部决定的，其中可能有腐败行为，如何制定详细的监管措施和村务公开措施，让农民知道被承包土地的使用情况，也应该是土地确权之后要思考的问题。

　　春节期间，村里另一个重要的事与拆迁有关。大约两年前就有消息，昌吉—古泉特高压输电工程会经过笔者所在的村，小山村要集体搬迁，这本该是村里的一件大事，但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村民们对问题的讨论并不多。细想起来，可能这正反映了当前农民的某种生活状态。拆迁固然是涉及到每个村民切身利益的事，但某种程度上这又是公共事务，随着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甚至定居(这些人往往只有春节才会回家，待的时间也十分有限)，村民既无精力也无心思关心村务，而村庄精英及其参与村庄事务积极性也在逐渐消失，以前本村有个退休的小学老师热心公共事务，老教师去世后，村庄还没有出现能够让人信服的精英代表;另一方面，对拆迁事务的不关心也是因为许多人在城市有了退路，本村在外务工村民，都在城里长期租房或者已经购了房，家里拆迁与否并不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很大影响(笔者家中对拆迁最关心的恰恰是90多岁的奶奶)。

　　近两年，网络上火热的春节返乡笔记，多将农村婚姻问题表现为天价彩礼，就笔者看来，天价彩礼折射出农村青年婚姻的现实问题。这一年，笔者弟弟的婚事终于有了着落。用“终于”是因为弟弟已经27岁，在农村这绝对是一个危险的年纪，从三四年前开始，他就面临着被催婚的压力。在笔者的老家，大部分年轻人二十四五岁就已经成家(这几年结婚的年龄有推后的趋势),继而步入生儿育女的阶段，父辈也将这当成是自己的责任。村里像我父母这个年纪(50岁出头)，都有一个或者两个在家照顾孙子辈。

　　在村庄这样一个熟人社会，如果谁家的子女到了应该结婚的年龄却没有婚配，必然会成为别人的谈资。像我因为一直在读书，30岁没结婚虽属情有可原，但也属不正常的范畴，每次过年回家，都会被问及找对象了没有、对象做什么工作、什么时候结婚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会成为未来甚至一年村庄谈论的对象。而随着农村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和社会流动所引发的农村适龄女青年的流出，农村光棍现象目前变得非常突出。而彩礼过重也就合其逻辑了，嫁女不是商品交易，但男多女少的环境下，女孩子有更大的选择空间，结果经济条件好的能找到对象，而家庭贫困的则只能落单。在结婚问题上，村庄内部的逻辑也在悄悄发生变化，以前如果村里的男孩子频繁带不同的女孩子回家，通常会受到舆论的谴责，现在则被视为有本事的表现;以前农村男女青年离婚，舆论普遍认为女方很难再嫁，现在只要女方已离婚，媒人会立即上门，这可能也成为当下农村离婚率升高的一个原因。

　　笔者作为一名“假期返乡者”，春节回家时间很短，但看到的几件事却反映了农村农民在风俗习惯、社会生活方式、组织方式的变化。对于我这样工作生活在大城市而根在农村的人，只有通过春节，通过回归，才能感受到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