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走到哪里，孙航都要抽空去看看当地的植物，这是他坚持了40年的习惯。实验室里苦心攻关、野外科考不畏艰险、伏案苦读废寝忘食……每一个瞬间，都记录下这位科学家数十年如一日在植物分类学、植物区系地理学等领域的努力与坚持。2023年11月，孙航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高手”是这样炼成的

　　在云南大学生物系读书时，孙航就着迷于云南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除了在老师的带领下参加野外实习，每逢周末，他常常与同学一起到昆明城区周边植物丰茂的地方走走看看。

　　云南作为世界闻名的植物王国，是研究植物多样性的“天然实验室”。“后来我有机会去很多国家，发现有些国家的植物种类可能还没有昆明多。”孙航说，对于研究植物学的人来说，云南是最向往的地方，这也是他决定留在云南的原因之一。

　　读书期间，孙航勤奋学习，日常生活中留心观察各种植物，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几年后，他顺利考取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理学博士，师从我国著名植物学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征镒。

　　“植物多样性考察要有全球视野。在多年的全球考察中，我见到很多从未见过的植物，对每个地方的植物是怎么起源及形成的，有了更深的认识。”孙航说。某种植物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如果不是中国的，它应该是什么地方的?孙航基本可以一眼看出，很多时候甚至可以直接说出植物名称。

　　在“生命禁区”科考

　　对于从事植物学研究的人而言，险峰不止无限风光，更意味着收获发现的喜悦。孙航将野外科考作为从事研究的重要内容，无数次踏上未知的旅程。

　　早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孙航就接到一个重任：到墨脱县考察。墨脱县位于西藏自治区，喜马拉雅山脉东段末端，是雅鲁藏布江流经中国境内的最后一个县。这里雨量充沛，植物种类丰富，植被独特，但地势陡峭崎岖，地质灾害频发，每到冬季，通向外界的山路被大雪封断长达半年多，犹如孤岛。

　　1992年9月，考察队一行3人，带着在当地雇佣帮忙背各类物资的民工队伍，进入墨脱县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开始越冬考察。“墨脱县的山路都是一块一块的大石头，走在上面像跳梅花桩。有的路段又陡又窄，既要当心山上的滚石或泥石流，也要顾及脚下的悬崖绝壁。”孙航说。考察队一路风餐露宿，还要留心被蚊虫、蚂蟥等叮咬，每天的食物几乎都是罐头、压缩干粮，蔬菜、肉类难得一见。

　　1993年6月，考察队结束近9个月行程2500余公里的越冬考察，采集了7100号约3.5万份植物标本和700余号细胞学或活体材料，首次对喜马拉雅山在我国境内南坡的植物区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总结。“过程虽然艰苦，但这段经历丰富了我的植物学知识，积累了野外科考经验，磨炼了意志，打牢了植物分类学基础，是我一生的宝贵财富。”孙航说。

　　2021年，孙航团队承担了青藏高原二次科学考察任务，到高黎贡山主峰考察。高黎贡山异常险峻，对这里的植物学调查一直比较薄弱。考察队沿着山脊一路攀爬。“有段路在悬崖边，脚边就是万丈深渊，必须得抓住杜鹃枝叶一点一点爬，抓的过程中还会有蚂蟥叮咬。”孙航说。

　　“这次行程，我们弄清楚了高黎贡山主峰高山植物的组成类型，获取了丰富的第一手物种分布及群落组成数据，采集了重要植物标本300余份和目标物种的居群材料。”孙航说。

　　寻求更多新突破

　　“过去我们开展的植物分类学主要是认识植物、描述植物，现在更多是要了解它为什么是这样。除了形态学等学科外，还涉及分子生物学及基因组学等。”孙航说，“有些物种彼此看起来没什么区别，貌似是一个种。但是经过分子生物学及遗传多样性分析检测才发现，它们内部已经发生遗传分化，或已成为两个种。过去，没有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这些情况是不清楚的。”

　　大数据的应用也为植物分类学带来了挑战和机遇。“比如用手机扫一扫，就能知道是什么植物，这是人工智能在分类学上的应用。目前这种应用的准确性有限。那就需要植物分类学家把工作做得更扎实，只有数据可靠了，大数据分析才可靠。”孙航说，新技术的应用、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将为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带来更多的新突破。这些崭新的领域，等待着他们去进一步探究。(蒋 颖 郝亚鑫)

　　摘自《云岭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