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最向往的东西是糖。可是，那时候对于老百姓来说，吃糖实在太奢侈，于是一切有甜味的东西，都受到欢迎。每年秋天收玉米的时候，大片的玉米地里，总是能发现几株没有长穗的光杆玉米，它们比一般的玉米秸秆要细要直要黄一些，被农民叫作“枪杆”。枪杆大都是甜的，虽然后来知道远不如甘蔗甜，但在没有吃过甘蔗的时候，我们嚼得津津有味，以为甘蔗也不过如此。高粱的秸秆偶尔也有甜的，叫作甜秫秸。然而从大片的红高粱当中，分辨出哪一棵是甜的，需要经验，母亲就有这样的眼力。

　　那一年秋天，学校放了农忙假，我们一群三四年级的孩子，都跟着家长去“间高粱”。因为所有的高粱不是同一天成熟，而许多没有余粮的人家，都在急切盼望秋天的新粮，所以成熟一部分，便收割一部分，分给人们先去吃着。这种间隔式的收割只是把成熟的高粱穗削下来，高粱秸仍然留在地里，等待所有的高粱一茬茬收割完毕，再把高粱秸一次性砍下，由队里统一分配。

　　著名诗人郭小川曾经纵情讴歌“北方的青纱帐，南方的甘蔗林”。北方的青纱帐确实既壮观又神秘。苍苍茫茫，一望无际。在秋天的高粱地里，相距稍远一点，便看不到对方的身影。大片大片的高粱地，可以藏下千军万马。大人们忙着收割，孩子们则一边乱跑，一边学着电影中八路军的台词高喊：青纱帐一起来，又是我们的天下了。

　　大约上午十点左右，母亲发现了一棵甜秫秸。她掰下一节尝了尝，果然很甜，于是砍下来，大声喊我过去。我拿到甜秫秸非常开心，正要享受，但被队长发现了。队长50多岁了，我们叫他爷爷。他容貌慈祥，总是面带微笑，从来不着急，不训人。但是，他认定的事情，九头牛也拉不回，大家背后叫他“犟种”。

　　他批评母亲不该随便砍秫秸。母亲当然明白，如果较真的话，这确实是占集体的便宜，连忙承认是自己错了，并保证再不砍了。可是队长坚持要没收我的甜秫秸，并且告诉母亲：若是只有一个人，怎么都好说，今天来了这么多孩子，大家都看着呢，如果攀比起来，每人都要砍一根怎么办?母亲一脸的无奈，我只得十分不情愿地把甜秫秸交给了队长。队长微笑着转身走了，我望着队长的背影，想着队长的微笑，心中默念着坏笑、奸笑、笑面虎……

　　我闷声不响地站在原地，一个上午没有了和伙伴们追逐打闹的情绪。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定会说，不就一根秫秸嘛。可是，那根秫秸对我来说，真的很稀罕。

　　父亲在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子当老师，每个周末回家，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翻父亲自行车的车兜，里面多数时候是五块水果糖，我们兄妹五人每人一块。当然，也有买七块的时候，奶奶和母亲也各分得一块。而奶奶那一块，从来都舍不得吃，而是用牙咬开，分给我和弟弟。奶奶咂咂掉在嘴里的碎屑，感知一下糖的味道。青黄不接的时候父亲手头拮据，就只有五颗玉米粒大小的糖豆了。那颗糖豆就是我们一周的期盼和享受。如果逢年过节，能买一点新鲜的东西回来，那就是我们的盛宴。记得父亲曾经买过蜜枣，告诉我们它产自一个叫伊拉克的国家，所以叫伊拉克蜜枣。因为那蜜枣实在是甜，虽然只吃过一次，我就记住了伊拉克。

　　我们家虽然生活困难，但父亲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所以偶尔还能吃上一颗水果糖。许多人家一年到头，糖只存在于渴望中。

　　有一次跟着母亲到地里撒化肥，当两袋进口尿素放到地头上，拆开塑料袋封口的时候，队长的女儿望着那晶莹剔透的白色颗粒，感叹说：这要是白糖该有多好哇。她咽口水的表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根甜秫秸对我来说，确实值得珍惜。

　　生产队收工了，母亲照样留下来割一些青草捎回去，交给生产队，以便多挣几个工分。等我们走出高粱地的时候，人们都已经走了，只有队长还坐在地头上，他也割了一些草，但只有浅浅的半筐。看见我们过来，他从草筐中拿出三段秫秸，就是从我手中没收的那一根，被他用镰刀砍成了三截。队长四顾无人，把秫秸递到我手里，对母亲说：“你怎么就能看出什么样的秫秸是甜的呢?”

　　(郭 华)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