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年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历时两年，纵横中国10余省，跨越万水千山，最终实现了战略大转移，胜利走完长征路。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两件特殊的长征时期的“食物”——黄花草，生动见证了红军长征的艰辛历程和伟大精神。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退出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性转移，从而开始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远征。据统计，包括红一、二、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在内的红军长征，行程总计约为6.5万多里，纵横14个省，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约40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超过4000米的有20余座，有5座终年积雪)，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经历了世所罕见的自然艰险。而在各种复杂的自然环境中，过草地成为红军所遭遇的最大的艰难险阻。

　　红军所过的草地位于今天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连接段的川西北松潘大草地，包括现在的松潘草地、红原草地和若尔盖草地。这片草地纵横几百公里，海拔在3000至4000米以上，气候寒冷，沼泽遍布，自然环境极其恶劣。1935年8月红军长征来到之前，这里几乎人迹罕见，亦无鸟兽出入，可谓“生命的禁区”。因此，蒋介石判断红军不敢横跨草地，故未在草地以北布重兵。也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毅然决定走敌人认为我们不敢走的路，避开敌人重兵围堵的防区，穿越草地，北上抗日。

　　红军过草地的时候，正值草地的雨季，骤降的暴雨让地面变得更加湿软，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泥潭，难以自拔。除了行路难，宿营也难。松潘草地气候变化无常，昼夜温差极大，很多战士在睡梦中被冻死。

　　但在所有的艰难中，饥饿是红军将士最大的威胁。尽管在进草地之前，中央和各军指挥部已经认识到过草地所要面临的危险和粮食的重要性，要求战士们尽最大努力筹集粮食。但由于红军所在的藏区本来就人口稀少，产粮不多，数万大军在此驻留许久并数次往返，粮食消耗很大，筹粮工作非常困难，很快部队就陷入断粮的绝境。

　　食物极度缺乏之时，草地里的野菜、草根、树皮等成了红军战士最为重要的充饥之物。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回忆过草地时的情形，因为走在最后头，前面的部队已经把能吃的东西和筹集的粮食都吃得差不多了，所以红二方面军吃的野草最多，能记起的有车前草、冬寒菜、人参果、脚鸡苔、黄花菜、水芹菜等十多种。

　　还有人回忆，好点的野菜，比如灰灰菜、牛耳朵大黄已被先头红军吃尽，走在后面的二七九团只能吃茅草根、芦苇根，喝盐巴水。于东在《草地上的最后脚印》一文中写道：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野菜，大家只好据其特征临时命名，有的则是看谁先采到或采得多，就以该战士之名叫“小李菜”“大赵菜”。其中像大黄叶子、籽籽菜这类植物，据说是用来制作烟叶的材料，居然也名列其中，战士饥饿之苦，可见一斑。

　　然而，味苦难食还算其次，吃野菜也是有风险的，有时甚至是生命危险。朱德总司令在听说有不少同志吃了野菜中毒牺牲的事情后，立即亲自带领10多名炊事员、饲养员、警卫员和藏族同胞，实地采挖了60多种野菜标本请医生化验。接着，部队还举办了“野菜展览会”，让战士们排队依次参观这些奇形怪状的食物，学习辨别什么样的野菜能吃，什么样的不能吃。朱德亲自拿着标本给大家讲解：“挖野菜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哪些能吃，哪些有毒，千万不要搞错了。只要我们大家小心，挺住，就一定能渡过难关，走出草地!”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中，便保存有两株当年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的野菜标本。这是一种开着黄花的小草，战士们给它取名叫“黄花草”。“黄花草”本来是有毒的，但经过反复烧煮后毒性可以减弱，食用后会出现胃胀、拉绿水、手脚发肿、浑身无力的现象，但没有生命危险，所以红军过草地时便用它充饥。1936年7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四团干事刘毅随部队到达葛曲河畔。那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纪念日，开完庆祝会后，刘毅和几个战友一起采了黄花草充饥，并特意留下一些放在随身携带的小盒中保存，带出草地。西安事变后，刘毅到陕西三原中学做宣传工作时，用这盒黄花草向师生们讲述了红军长征中的故事，并让大家品尝，亲身感受红军长征中的艰苦生活。之后他把最后留下的两株夹在日记本中做成标本，精心保存，并给它取名叫“长征草”。

　　1975年10月，刘毅参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纪念展览”后百感交集。为了更好地激励后人，刘毅将保存的“长征草”捐献给了博物馆。这两株“干枯脆弱”的野菜标本在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一直完好地保存着，成为红军长征艰苦磨难非常珍稀难得的见证物。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赵 锋)

　　摘自《广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