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周六的晚上，我和一个瑞典男生吃饭。聊得正开心的时候，他忽然说：“我们可能要走了，我有严重过敏反应，需要去医院。”

　　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到门口与接待台的人说话了。我走到门口，看见两个服务员在按照他的指示叫救护车。他不停地说：“请告诉医院，我需要肾上腺素笔，他们至少要带两个。”服务员打电话时，餐厅经理已经过来，手里拿着餐厅里平时备着的肾上腺素笔，请他坐下后，拿起来直接扎在他的右腿外侧。

　　几乎同时，救护车停在了门口，然后进来两个急救医生。这个男生开始告诉医生自己有过敏反应。他说，他吃最后一道菜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心跳加快，然后全身开始有些发抖。虽然没有强烈的反应，但他仍不想冒险，于是打了肾上腺素，叫了救护车。医生一边给他听诊一边把他带上救护车，连上监护器，开始测试、询问。他看着自己的监护器，提醒医生血压在急速升高，然后告诉医生说自己有点紧张，可能会影响指标。

　　过了一会儿，急诊医生来了，他一过来就表扬朋友进行了清晰的判断，给急救医生省了很多程序。瑞典男生笑笑说：“我们北欧的幼儿园和小学都要教两件事：急救和自然求生。遇到问题，想的都是怎么解决，而不是光紧张害怕。”在接下来医院3小时的常规治疗中，他清楚地知道什么药物进入身体后可能有什么样的反应。

　　当时24岁的我，不认识肾上腺素笔，不知道急救中心和医院的区别，不知道过敏因素和每个人的过敏死亡时间是不同的，我连救自己或者救人一命的基本常识都没有。我不禁自问，我究竟学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刘佳妮)

　　摘自《从常青藤到华尔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