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点三十分，陆佳瑜赶到甘肃郭煌市区东部的桥头，和几十个年轻人一起，等待去往莫高窟的通勤车。这位生于1993年的姑娘是莫高窟的讲解员，她身边的年轻人，有从事考古研究的学者、有临摹莫高窟壁画的画师、有通过数字化保护洞窟的“IT男”，还有为壁画“治病”的修复师。

　　窟区距离市区25公里，大巴花费10分钟出城，另外的20分钟，则行驶在戈壁滩上。当千篇一律的黄色被一片绿树林打破，很快就能看到莫高窟了。在南北不足两千米长的断崖上，开凿着735个洞窟，由前秦至唐绘制的神佛居于其中，被视为“中国乃至世界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

　　过去几十年里，一批批年轻人来到这片戈壁上，一边守护千年佛窟，一边学着与职业相处、与自己和解。

　　“上山”

　　来莫高窟工作之前，陆佳瑜在一个地质公园当导游。2016年，她看到莫高窟招聘讲解员，考虑到“它背后的东西非常厚实，应该可以获得成长”，陆佳瑜来了莫高窟。两个月时间看完八本书，笔记写满两个A4本，陆佳瑜发现：“历史的，文化的，宗教的，美术的，建筑的……莫高窟根本学不完，感觉自己来对了。”

　　不过，并非每个人都像陆佳瑜一样主动选择了莫高窟，另一种答案是：毕业季找工作，无心插柳地来了。在敦煌，年轻人们把去莫高窟上班叫“上山”，去市区叫“进城”。

　　2005年，俞天秀从兰州交通大学毕业，听说敦煌研究院在招人，便投了简历，心里纳闷：“莫高窟招计算机专业的干吗?”

　　进入数字化研究所后，他被安排住在窟区的公寓里，楼旁是杨树林，树林旁是戈壁，没什么人，更没有一点儿声音。那一年，手机是老式摩托罗拉，只有办公的电脑享有一根网线。1981年出生的俞天秀耐不住寂寞，只能自娱自乐，去洞窟旁边的水渠里捞鱼，去沙丘上烧烤，有时凌晨被朋友从被窝里拽起来，天南海北地聊天。老院长评价那些年轻人：“有的人，肚子里憋着一股气，晚上抱着吉他，爬到房顶，对着月亮一声怪叫……”

　　“待两年，肯定要走了”，这种想法在刚来莫高窟的年轻人中并不罕见。壁画临摹师彭文佳，学美术专业，来敦煌因为对艺术的向往。想要和外界联系，她只能在每周三或者周日，乘班车“进城”去25公里外的网吧。登录QQ，收到住在大城市的老同学发来的消息：“你们是不是要骑骆驼上班啊?”

　　“一挡挂到五挡”

　　今年是陆佳瑜在莫高窟从事讲解工作的第四年，生活渐渐和工作融在一起。她不能忍受每次进洞窟都讲同样的内容：“觉得是在退步。因为它没有尽头，就会让你想要不停探索。”

　　2018年，有机构发布“第一份工作趋势调查”，数据显示：80后职场人第一份工作的平均离职时间是三年半，90后是19个月，而95后，只有7个月。但在莫高窟工作的年轻人，几乎大部分留了下来。曾经确信自己一定会很快离开莫高窟的人，在几年、十几年后，掰着手指列举留下来的理由：工作环境单纯、个人成长空间大、职业成就感强。

　　“天天进城”的俞天秀，前几个月的“动摇期”过了，慢慢发现了莫高窟的魅力。他和同事的任务是在互联网上建莫高窟，前期对洞窟壁画和雕塑进行调研和测量，制定好数字化方案后开始图像采集，然后经过拼接、检查、定位纠正等后期处理，将莫高窟的影像以数字化的方式保存起来。

　　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成员大多以80后、90后为主，借助前辈的技术积淀和年轻人的创造力，至今已经完成了2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工作。

　　2008年，“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在北京举办，出自数字化研究所的展品是莫高窟第61窟的壁画影像。近40平米的《五台山图》，是敦煌莫高窟最大的佛教史迹画，采用鸟瞰式的透视法，把五台山全景记录下来，从山西太原到河北镇州的山川道路，以及旅行、送供、拜佛者，全都出现在画面里。

　　“以前我们的成果都存到档案里，你拼完只有你见过，其他人见都没见。那是第一次，整面墙的内容展现在大家面前。看到确实觉得自豪：哇，这是我做的。”俞天秀说。

　　陆佳瑜的同事边磊在莫高窟工作了12年，作为讲解员，见证了“靠嗓子吼”到“使用智能讲解器”的变迁，也见证了莫高窟游客的井喷式爆发。他记得，有前辈讲过自己的经历：刚来的时候爱夸夸其谈，声称要做出一番事业，当时的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在一旁听着，不哼声，最后说了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十年后再说。”

　　边磊也没想到自己一晃在莫高窟走完了第一个十年，他说：“一挡挂到五挡，就一直往前跑了。”

　　“年轻过”

　　年轻人们也乐于讲起“上上辈、上上上辈莫高人”的故事。

　　1935年，留学法国的青年画家常书鸿在旧书摊遇到《敦煌石窟图录》，回国、四处逃难，在八年后去了敦煌;1944年，重庆国立艺专国画系学生段文杰遇到张大千的“敦煌壁画临摹展”，完成学业，在一年后来到莫高窟。从1947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洞窟里“面壁”，欧阳琳、史苇湘、李其琼、窦占奎……

　　曾经的丝路重镇，在那时已经变成了边陲小城，被沙漠和戈壁包围着，日光炽烈。因为缺水不能洗澡，只能“擦澡”，擦脸、擦身、洗脚，用完还要留着派他用场;冬天睡觉前，把石头放到灶里烧热，然后用毛巾包起来，抱着取暖;夜里，为了看守骆驼和羊群，需要派人值班，拿着猎枪防狼;天亮后，用镜子和白纸当反光板，就着折射进洞窟的阳光临摹壁画、修复雕塑……

　　到现在，曾经的青年已经进入暮年，其中一些人已然辞世。

　　“没有可以永久保存的东西，莫高窟的最终结局是不断毁损，我们这些人用毕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曾对媒体说。

　　和前辈们相比，年轻人鲜少把“奉献”挂在嘴边，更多关注个性和自我价值的实现。陆佳瑜说：“这里工作待遇算不上优越，工作环境也不那么舒服，愿意留下来的，大多是热爱莫高窟的。人选择喜欢的职业，职业也在筛选适合它的人。”

　　入职第一年的元旦晚会上，陆佳瑜和同事们组了一个小乐队，编排了一个唱跳类节目。晚会结束后，她正在收拾东西，樊锦诗经过，年近耄耋的老人看着陆佳瑜笑：“年轻真好啊。”

　　和往常一样，樊锦诗穿着黑裤子，素色外套，笑起来弯着眼睛，皱纹从眼角和嘴角散开。陆佳瑜提出合影，樊锦诗乐呵呵地答应了。

　　陆佳瑜说，以前对樊锦诗的了解，大多通过电视和书本，以“敦煌的女儿”身份出现，朴实、伟大又崇高，在陆佳瑜心中是“至高无上的偶像”。她在带游客参观陈列馆时看到过樊锦诗年轻时的照片，“满脸的胶原蛋白”，但那个元旦，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樊锦诗，“发现她也是个普通人，脊背佝偻了，腿也弯了，显得很瘦小”。

　　当天晚上，想起那句“年轻真好”，陆佳瑜感慨了半天：“她也年轻过啊。”

　　(王双兴)

　　来源：剥洋葱搜狐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