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两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许可，启动一二期合并临床试验，成为最先获得临床研究批件的采用灭活技术路线的新冠病毒疫苗;此前，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发的腺病毒载体疫苗，已获批开展临床试验……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疫苗研发走到了哪一步?为什么说只有疫苗问世，防控才能真正收官?带着一系列焦点问题，记者专访了我国治疗性疫苗研究开拓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

　　记者：在人类与传染性疾病的交战史中，疫苗起到了哪些作用?

　　闻玉梅：疫苗是消灭传染病被证明有效、也相对经济的一种方法。最典型的例子是种痘消灭天花，这是人类消灭传染病的一个典范，可以说天花是全球范围内人类消灭的唯一一种疾病，手段就是疫苗。近年来，从埃博拉病毒到中东呼吸综合征，疫苗研发都是新型病毒的防治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记者：为何我们要尽快研发疫苗?如果疫苗研发出来的时候，疫情已经得到控制，那疫苗还有用吗?

　　闻玉梅：对急性传染病预防而言，大家可能认为疫苗近乎“马后炮”，但其实并非如此。具体到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方面，即使疫情趋缓，如果没有疫苗作保障，潜在风险还是难以充分抑制;另一方面，新冠病毒在流行期过后也很可能长期存在，有时候还会突然出现致病性强的类型，这就提醒我们，制备疫苗的经验与技术储备非常宝贵，对未来防疫也极其重要。

　　记者：官方消息显示，疫苗研发目前有5条技术路线同步推进：灭活疫苗、基因工程重组亚单位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核酸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这些疫苗路线有什么区别?

　　闻玉梅：灭活疫苗的关键是选择病毒的适合毒株扩增并灭活。我国用这项技术已经研发出很多疫苗，非常成熟。生产出的灭活疫苗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病毒，相当于把病毒杀死后注入人体，“诱骗”我们的身体产生抗体。

　　第二种是基因工程重组亚单位疫苗，即将病毒某一个蛋白的基因重组表达制成疫苗，目前各国科学家普遍选择新冠病毒表面的S蛋白为重组蛋白，这是冠状病毒“王冠”刺突的部分，研究人员的共识是，它是决定病毒入侵细胞的关键性蛋白。

　　第三种是核酸疫苗，分为DNA疫苗和RNA疫苗两种，两种技术各有优缺点。DNA疫苗已经有20多年的研发史，其机理是将编码抗原蛋白的DNA片段导入人体，人体可由此“加工”产生相应蛋白而产生抗体。这一技术在国内已用于制备动物疫苗。

　　RNA疫苗是近五六年研发的一种新技术，它可以在体外合成，但是需要优质原料及高超的合成技术。因为RNA很容易降解，需要有包裹在RNA外面的组分予以保护，才可以有效地进入机体，可通俗理解为“半成品合成疫苗”。

　　此外，非常时期研发疫苗，还可利用已有品种，例如通过在流感疫苗上加上一个新冠病毒的S蛋白表达，形成新疫苗。

　　记者：我们距离用上疫苗还有多久?

　　闻玉梅：疫苗研发，快是一个方面，效果和安全可能是更重要的。单单在小鼠体内起效是不够的，还要在高等动物如猴子乃至人体内测试其安全性，这就需要很多环节，毕竟人和实验动物的生理区别很大。

　　从做成一种候选疫苗，到真正成为可推广大范围使用的疫苗，时间是短不了的。世界卫生组织说需要18个月才能拿出合适的疫苗，不是随便讲的。疫苗和药完全不一样，疫苗是给普通人用的，药是给特定患者用的。测试新药可以先找几十人试试看，临床三期做个两三百人就够了。但疫苗的临床试验，往往要动用几千人，需要慎之又慎。

　　记者：怎么看待很多情况下急性传染病的疫苗研发很难坚持下来?

　　闻玉梅：如果没有政府重视和支持，仅凭市场机制，急性的、突发的传染病疫苗实在很难搞出来，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国际大制药公司也不愿在这上面费力。希望今后政府能够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协调机制，遇到传染病暴发的紧急情况，科研界和企业界可以有效联动，持续参与。进一步说，我们应该考虑建立国家疫苗储备机制，不限于实物疫苗的初编，更重要的是技术储备，这就要有可靠的研发能力作支撑。这样的能力哪里来?来自我们科研规划的前瞻性。

　　(周 琳)

　　摘自《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