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惊雷之后必有狂风暴雨。

　　“张书记点你名了!”隔壁老杜走进我办公室，对我说。

　　我望着他。他看出了我有点懵，慢条斯理地坐在我对面，给我解释。

　　这里说的张书记，是当年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张劲夫;这里说的老杜，是由安徽省芜湖地委更名为宣城地委的宣传部理论教育科科长杜诚。

　　作为安徽日报派驻宣城(原芜湖)地区记者站记者，我办公室就设在地委宣传部，与理论教育科紧邻。

　　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杜诚科长，满腹经纶，常和我谈天说地，说古论今。原二野军政大学政治系毕业的我，所学是研究和驾驭战争，与他拥有的知识有很大差距，但对一些时事和社会问题的认识，却有不少共同点。我们很谈得来。后来，他当上了宣城地委书记，又当了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兼省委宣传部部长，在安徽省政协副主席位上退休。

　　原来，头天，他参加了省委在芜湖铁山宾馆召开的皖南地区县以上干部大会。才到任两三个月的省委书记张劲夫，在会上先是点名批判了新华社安徽分社社长尤淇，接着又半点名批判安徽日报两位记者鼓吹资本主义单干，反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之所以说后者为半点名，是因为张书记只点了安徽日报的名，没有点两位记者的真名实姓。

　　这两位触犯了涉及什么主义大忌的安徽日报记者是谁?为何老杜认定其中一位是我?

　　这事发生在1980年4月下旬。

　　之前，以万里为书记的中共安徽省委，为解决农民吃饱肚子的问题，曾出炉了一个“省委6条”，总精神是取消一些对农民的限制，让农民种地有更多自主权。

　　原被一条条禁令紧紧束缚的农民被松绑后，劲头来了，一些地方如凤阳县、肥西县，竟不安分地偷偷搞起了包产到户。1979年2月，万里干脆在肥西县山南公社搞了个试点。当时的新华社安徽分社社长尤淇说，包产到户如火山爆发，不可阻挡。他预见：这星星之火，大有燎原之势。张书记批尤淇，就是批他这个论断。

　　就在这个时候，报社群工部主任许大钧来了。他要在我的工作属地调研。作为安徽日报驻宣城地区记者站站长的我，理所当然要陪他前往。我们一起去到了从徽州地区划到宣城地区不久的宁国县(现宁国市)。

　　县委宣传部建议我们，去县城边的河沥溪一个集体经济搞得好的大队看看。

　　在一条田埂小径上，迎接我们的是四五个大队党支部委员。据说，大队党支部书记是党的十一大代表(也可能是十大代表，记不清了)，到北京开会去了。

　　南方的农村，绿铺翠盖，砖墙青瓦，生机盎然。仲春的暖风不时送来泥土的芬芳;阳光直照头顶，并无热燥，反觉爽朗。这个属于安徽富庶之地的皖南农村一隅，确实见不到当年皖北农村那种穷困凋敝的影子。

　　“包产到户能搞吗?”紧随我后的一个大队党支部委员，突然向许大钧和我两个省报记者提问。

　　“怎么不能搞?”因提问人离我太近，未与许大钧主任商量，我就猝不及防地冲口答道。

　　紧接着，我声音很轻地反问这位党支部委员：“你们集体经济搞这么好也想包产到户?”那时，我对包产到户的认识，还停留在是贫困农村解决吃饭问题的灵丹妙药上。

　　他没有否认，也没有肯定，只是抿嘴淡淡一笑。稍停，他说：“包产到户，违犯党纪国法，是要坐牢、杀头的。”语出铿锵，声调很高。在我非常吃惊的刹那，他补了一句：“这是我们县委书记在全县4级干部会上讲的。”

　　一句话，下意识地从我嘴边流出：“没那么严重吧。”声音小到像是自言自语。

　　好大的口气：违犯党纪国法。谁知这位县委书记如此凶狠的定论有何来头。杀气腾腾啊：坐牢、杀头。举起的岂止是棍棒。

　　连我这个被人称为见多识广的省报记者，都感到了这番话惊雷压顶的沉重，何况普通农民。

　　尽管如此，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冒出一句：“可以试试嘛。”也不知这时我的胆量是从哪里来的。

　　省委书记张劲夫，在皖南地区县以上干部大会上批判的安徽日报两个记者，鼓吹资本主义单干，反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全过程就是如此。

　　在与老杜聊天中，我曾把这个全过程告诉过他，并征求过他的意见，他不认为我的言行有什么错。当他在风景秀丽的芜湖铁山宾馆礼堂听到省委书记批安徽日报两个记者时，立刻就感觉到指的是我不久前对他讲过的这件事。记得他次日一上班就来告诉我特地说了一句话：“你昨天没去，我去了。”意思是，作为谈得来的好朋友，出了这么大的事，他有责任转告我。

　　在一个省里，被省委书记点名批判，并提高到搞什么主义的最大政治高度，是天大的政治事件，与“通天”无异。

　　那个年代，改革开放刚起步，社会政治生态中，左倾政治的浓雾，还不时飘来飘去。不能不想到一种奇特的天气景象：伴随惊雷而来的，往往是疾风骤雨。省委书记发怒了，并且定罪在搞什么主义的最高政治原则上，既违反党章总纲，又违犯宪法总纲，可以开除党籍，也可以开除公职，甚或，牢狱之灾就在前面等着，就算从轻发落，也难免撤职查办。

　　真闯大祸了?!难道那位县委书记“坐牢、杀头”的恫吓，要在我身上发生?

　　新到的省委书记反对包产到户的态度早就知道，我一再肯定包产到户，胆量是从哪里来的?

　　大约是1978年，中共芜湖地委(当时尚未更名宣城地区)召开扩大会议，扩大到县以上干部参加，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讨论很快聚焦到包产到户上。

　　是时，全地区没人搞包产到户。虽然，以万里为书记的中共安徽省委对包产到户的态度是，不反对，可以试验，支持试行，但在芜湖地区，一直拥者噤若寒蝉，反者稳居高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一下改变了这种死水一潭的局面，拥护和反对包产到户两种意见，激烈交锋，势均力敌。

　　我从始至终目击了这场大讨论。

　　双方都摆事实讲道理，其中不乏生动感人的事例和通俗深透的论理。无论是对集体经济的赞美，还是对包产到户的歌颂，也无论是对集体经济的诟病，还是对包产到户的鞭挞，对我都是一次具体又生动的教育。我如实地把这场激辩，写成了长篇通讯。不久，安徽日报以“这一课补得好”为题，在二版头条刊出。

　　当日，省委即通报全省，号召各级党组织认真阅读此文。

　　明眼人都能清楚地看出，笔者即我在客观公正地描述双方尖锐对立的争辩时，是倾向于肯定包产到户符合当今中国农村大多数人愿望的实际的。省委就此文的及时通报，实际也表明了省委的这种倾向。

　　写作这篇通讯时，我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是纯客观主义地写，还是要有作者的倾向性?

　　1975年和1976年，我作为省委工作组副组长，被派到淮河南岸的霍邱县陈埠公社三岔大队搞路线教育的情景，一直在脑子里晃荡。

　　我走访了全大队几乎所有的农户，都是家徒四壁，很难见到一户人家有一件像点样子的木制家具，床是泥巴坯子砌的，中间铺一些秸秆和干草，桌凳也是泥巴坯子砌成腿，在上面铺一层秸秆，再糊一层泥面，好多人家连装粮食的缸，也是泥巴做的。我特别佩服他们以稻草当筋做泥巴大缸的手艺。几乎一切用具，能用泥巴做他们都用泥巴做。我暗称这里是一个“泥巴世界”。全大队没有一间瓦房，很难见到有蚊帐的人家。一日三餐都喝稀粥，能有咸菜下饭，我们当时就称他“小康”。

　　这个大队的生产条件应该不错，土地平整，沟渠纵横，需要时，淮河水可直接流入田间，但水稻亩产仅200多斤，一个工分值仅一毛多钱，不够当时买一包1毛9分钱的最劣质的香烟。

　　农民从大田里几乎得不到什么收获，就把主要精力用来经营那一小块自留地，或种菜腌咸菜，或也用来种水稻。凡自留地种的水稻，产量都比集体大田高很多，有一户亩产竟达900多斤。

　　搞了一年路线教育，又弄了不少化肥之类的物质支援，三岔大队的穷困面貌依然如故。

　　之前的60年代，我还在部队服役，驻防苏北盐城地区的滨海县黄海前哨，与农民贴得很近，有时就住在农民家里。那里农民的贫困，类似安徽的三岔大队。我亲眼看到，天寒地冻的冬天，一个数口之家，仅有一床棉被。无被子盖的男丁，夜里只能睡在烧草的灶前草堆里，上面盖一层芦花被，两边用烧草把身体捂紧。所谓芦花被，就是用芦苇的花穗巧编成的草席。苏北不睡火炕，但冬天和北方一样冷。又一户农家，全家只有一条棉裤，大冷天，谁外出谁穿，不论男女。

　　那以后，我一直在想，我们的农村，总不能老是这个样子吧，新中国已成立20多年了。

　　中国农村究竟应该向何处去?

　　参加芜湖地委扩大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和写作通讯《这一课补得好》时，我一直是带着这个问题的。

　　这场大讨论给我的启示是，尽管集体经济有这样那样的好处，但当前的中国农村，总体上似不具备普遍发展的条件，中国农民多数似无从心里接受发展集体经济的愿望;已初显神威的包产到户，似为当前中国农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突破口。

　　写作通讯《这一课补得好》的笔尖，自然地流露出了我的这种愿望。我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包产到户给农村带来的生机活力，应该说融入了我的想法。

　　我在宁国县河沥溪那个大队对几个党支部委员说的那三句话，也是我这种想法的下意识流露。

　　左倾政治极盛时期，凡为高层领导诟病攻讦者，之后必遭群起哄责和严惩。这几成一种模式。我不能不充分准备，迎接一场狂烈风暴的痛袭。尤淇社长被批，可能省委以后不会对他怎么样，他毕竟是中央新闻单位的派出人员，而我这个在省委眼皮下的省委机关报记者，省委书记能饶吗?

　　我拿起笔，给省委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长信，详述了一遍这件事的全过程和我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没抱什么希望，试试运气而已。

　　张劲夫书记反对包产到户的倾向，尽人皆知。然而，他对其前任万里当省委书记时省委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并未完全改掉。前任省委书记支持农村试行和实行包产到户，也允许安徽日报公开宣传包产到户;张劲夫接任省委书记后，省委一方面仍允许农村搞包产到户试验，一方面又在一些场合严厉批判包产到户，严禁公开宣传包产到户。那时，安徽日报仍不时刊出一些本省包产到户的报道，但都加了“新华社电”的来头，没有了本报自己编发的“本报讯”。

　　信中，我放胆地说了这么几点：

　　一、我不认为包产到户就是搞资本主义，这仅是一种对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改变。

　　二、我认同包产到户。与实践了20多年的集体生产比较，包产到户能让农业增产增收，农民吃饱肚子;对一种生产方式的这种起码要求，20多年的集体生产没有做到。以包产到户为突破口，也许能推动农业农村走向兴旺发达。

　　三、我遵守了省委的纪律。省委规定包产到户可以试，不准宣传后，作为省委机关报的记者，我没有为安徽日报写过一篇包产到户的稿件，即使这次在宁国县河沥溪那个大队采访，写出登在安徽日报二版腰部右边的新闻，也是宣传他们集体经济搞得好的经验。

　　四、我在那个大队说的包产到户“怎么不能搞”，搞包产到户要坐牢、杀头“没那么严重吧”“可以试试嘛”的话，是对大队几个党支部委员说的，没有一个党外人士。我和许大钧也是共产党员。这应该算是在党内吧。在党中央对此事未作出不准搞、不准宣传、也不准在党内讨论的论断之前，党员间议论此事出现不同声音，应该是我们党内正常民主所允许的。

　　五、从一个生产大队到省委，中间要经过公社、县属区、县、地区4级，大队的几个党支部委员，不太可能把事件直接报告到省委。党的基层组织发生了异样事，逐级或越级报告到省委，都是正常的;这次的不正常是，原本并不违反党中央和省委基本精神的轻描淡写的两三句话，到了省委书记那里，就被上升到了鼓吹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吓人高度，染上了一层浓厚的煽动色彩，夸大成了该坐牢、杀头的违犯党纪国法。这明显是中间层次那些领导人，为迎合上级领导，不实事求是、加油添醋、小题大做、无限上纲的结果，不惜走上陷害和冤枉同志的旁门左道。

　　心神不安地等了一段时间，并未等来狂风暴雨。

　　一天下午，地委副书记兼专员突然光临我的办公室。我们很陌生。他和地委书记都是不久前才调来的。这次是初次面对面。至今我也只知他姓张，却不知他叫什么名字。

　　是因宁国之事代表省委来向我宣布惩处的?

　　不像，他很客气。他用贬斥的口气讲到了事发当时的宁国县委书记，说他凭想象乱汇报，误导省地委。从他那里我知道，这位县委书记已被免职，调到地区行署当计委副主任去了。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我们很谈得来，围绕宁国县河沥溪那个大队的事，谈了近两个小时。他敞开胸怀，诚恳坦直，我也以诚相待。

　　他明确地表示，我在宁国县那个大队说的话没有错，错的是那些层层向上的乱汇报，劝我别计较。我却有点不自量力，痛斥了那位县委书记和当上了党的十一大代表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投上所好、不老实说真话的投机心理。他未表示异议。

　　显然，这不是他的个人行为。那个时候，在安徽，农村包产到户如春潮涌动，但干部中却很难听到肯定的议论。我的印象，对包产到户公开持肯定态度的，县以上干部中，只有当时的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和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绝大多数都三缄其口。这位张专员这天在我面前开诚布公地对包产到户的肯定，没有省委给他的令箭，他不会开此大口。后来证实了我的这一认定。

　　1980年最后一个季度，我调回报社，任安徽日报编辑部农村组组长。此时，不准宣传包产到户的省委规定仍未改变。然而，包产到户的稿子却大量涌来，两位副组长和我的桌上，每天都堆上一大叠。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不执行省委规定，把稿子压在组里。但这不是我们组十几个编辑的愿望，也不是我的愿望。我老在想，一张省报，在全省广袤农村沧桑巨变的重大历史关头，总不能老这么隔靴搔痒，无一篇自己的文字反应吧。如何才能打通让这些稿件走向版面的通道呢?

　　一天，我试探着向总编室发了一组包产到户的简讯，想借此看看总编室、夜班和总编辑们的态度。安徽日报发稿程序很严格，每一篇稿子，从编辑发稿到见报，都必须经过编辑组(后改部)、总编室和夜班(单独一个部门，先叫出版部，后称夜班编辑室)三关，在总编室和夜班，不仅都有部门主管，而且还有值班总编辑把关。

　　我们当时并不清楚，邓小平已对包产到户作了肯定的表态，下面更不知道。

　　没料到，这组简讯稿，一路绿灯，不久即在二版下半版刊出。位置很低下，调门却很高，夜班最后把标题“好啊，包产到户”，做成了大号粗黑体，非常刺眼。估计那天看安徽日报的人，都看到了这个标题。

　　我出了一身冷汗。曾公开表露过对包产到户不感兴趣的张劲夫书记，会不会追查我们违反省委不准公开宣传的规定?这组稿件，毕竟是从我的手里始发的，受处分，我这个专门管报纸农村报道的农村组组长，肯定是首犯。

　　以后的事实展示，张劲夫书记再没对包产到户说过“不”字。从此，不准宣传包产到户禁区的藩篱被拆除。

　　萌芽于安徽凤阳、肥西的包产到户，终于打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门。

　　一阵吓人的惊雷之后，风暴并未袭来。真可谓惊雷响后万物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