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浙江杭州市区开车到富阳文村需要两个多小时，穿过层层叠叠的山峦和岩石岭水库，还得一路向西南，路的尽头才是文村。

　　新农居被称作“文村新村”。远远望去，十多栋风格独特的新农房靠山临水，以灰、白、黄三种色调为主，用的材料是最为古法的砖瓦和木料，外墙多用夯土打出或者用杭灰石严丝合缝，与旁边几栋明清、民国时期留下的古建筑相得益彰。

　　造就新村的人，是被村民们称为“大师”的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2012年，他获得有“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建筑奖，成为摘取该奖项的第一个中国人。几乎在同一时刻，他与同是建筑师的妻子一趟趟奔向浙江文村，开展一场“乡村城市化”的社会实验。

　　阻力下的农房实验

　　挖掘古风尚存的村庄样本并将其保护传承，是王澍给自己定的课题。“城市的大拆大建将传统建筑破坏太多，仅存的可能性在乡村，我希望它还能发芽。”在浙江全省深度调研300个村子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文村，主动找上门。

　　2014年6月，中国美术学院建筑学院联合杭州市富阳区政府，并由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牵头，敲定了将文村作为“美丽宜居村庄”试点建设的计划。为了保护、开发古民居，村里鼓励沿线农户对建筑翻建改造，拆除不中不西的老房，选择王澍设计的新房。

　　无人知道新房到底长什么样，只听说和古宅格调相似。“新村不能和老村脱离，最理想的形态就是像在老村上自然生长一样。”王澍说。

　　谁知村民们并不买账。“以前住老房子，怎么现在还要住老房子?”大多数人还是忘不了豪华气派的小别墅，要求做出欧陆风或复古风，均被拒绝。王澍愿意无数次修改图纸，但始终坚持核心理念——他要找回传统的、自然的、中国的建筑风格。

　　为了做通农民的思想工作，镇村干部轮番上阵，挨家挨户跑，持续了一年，效果却不大，就连签了合同的村民也多少有些不情愿。最终，原计划文村及周边共4个自然村的规划只实现了半个村。

　　按照文村原有肌理，王澍设计了24种农居，共8种形态，每种形态有3种变化，每户房子都不一样。考虑到农民生产生活习惯，新房在进门处建造了存放农具的储藏空间，厨房宽敞，可以打造柴灶。每户都有一个精心设计的入口，理由是“这是一户人家的尊严”。门旁的小空间方便女主人和邻居交谈、做手工、看风景。同时融入光伏发电、雨水回收等现代居住需求。

　　新房让村民惊艳。2016年年初，文村分配新房。具有优先选房权的第一批13户村民，村里仍然给他们两个选择：一是在新房里挑一栋;二是在另一块空地上自建。最后，13户农民中有12户选择了新房。

　　李强华特别喜欢自家石墙：“冬暖夏凉，牢固又环保。”沈国水对隔音效果很满意：“车子开过去，噪音不大有。”郎根强最爱坐在天井里喝酒，他抬头望着蓝天感慨：“人待在这房子里啊，总感觉到寿命会长一点。”

　　不过，仍有村民认为“大师”的设计“不接地气”。

　　一位老奶奶抱怨：“没有地方养蚕了，也没有地下车库，汽车只能放在外面日晒雨淋，颜色都变淡了。”住在对岸洋房的一位村民也说：“就是远处朦朦胧胧看着好，格局太小，场面不够大。”而对于王澍设计的一扇颇具中国古代文人审美趣味的不规则木门，有老人评价其为“歪门邪道”。

　　直到听说照片登上《纽约时报》，还有一位游客竟开价800万元想买一栋，众人才意识到房子的价值。如今，几乎所有当初不同意拆老房的村民都后悔了。现在每次王澍回村，村口第一家小店的女主人都向他强烈要求拆老房、建新房。

　　会有更多人愿意回来

　　客如云来。就在记者逗留文村的两天内，村里来了内蒙古、福建和北京的建筑爱好者，无一不是为了一睹“王澍”，也无一不是拍完照就走人。

　　文村一直以来的主要经济来源为五金加工和养蚕务农。眼看参观者越来越多，有经济头脑的村民开始思考如何能够参与其中。郎根强没住进新房时，就和妻子决定将4间客房用于打造民宿“逸山栈”。但2年多来，装修花了近60万元，年收入只有7万元。他发现，除了节假日和周末，店里几乎没有住客，有时一来就是一大巴车的人，却又住不下。因为，村里几乎没有商业和休闲配套。

　　为了做大做强民宿产业，文村决定将分房后剩下的18栋统一打包出租给众安集团，最近装修已进入收尾阶段，不久将正式对外营业。公司和5位留守妇女签了合同，聘用她们当清洁工，每月2500元的工资加保险。

　　众安文旅总经理吕胜新是项目总策划，也是国内体量最大的连锁民宿酒店“花间堂”创始人之一。来自中国台湾的他，早已跟当地人打成一片，俨然文村新村民。

　　和传统民宿不同，吕胜新真正想做的是“升级版”，发展花卉、养老、教育、户外运动等产业，将文村打造成老中青幼都喜欢的田园综合体。“民宿概念已经过时。前几年大家有新鲜感，可以把自家的房子改一下，提供吃住功能，但现在不行。”

　　按其规划，未来的文村不仅只有“大师”建筑。500亩土地不再种菜，改种月季，月季花可以直供杭州市区的绿化带。不能种田的坡地则用来建造高端酒店、旅游式养老院和自然学校，到了周末，儿女带着孩子来探望老人，孩子去田间体验大自然……

　　“现在登山道有一半已经贯通，游客可以爬山。两年后你再来，这里会更热闹。”吕胜新信心满满，“全部建成后，提供200个以上的固定工作岗位，而且首先确保文村村民就业。”

　　实际上，人才问题最让吕胜新头疼，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缺乏。文村老龄化严重，主要人口在60岁至80岁之间，村里几乎见不到40岁以下的。为此，他去年春节特地留在村里，等年轻人回乡后挨个上门沟通，邀请他们返乡就业。

　　27岁的浙江大学毕业生朱逸超选择加入，现已是项目组的运营副理。不仅如此，他还把老家在重庆的女友带到文村经营咖啡厅。作为全村屈指可数的高才生，朱逸超返乡曾引起村里不小议论，直到今天，父母依旧希望他去城市，但他说自己从未动摇。

　　“不过像我这样有乡村情怀的人毕竟是少数。”朱逸超说，即使政府牵头、媒体报道鼓励年轻人回来，但大部分同乡都在观望。他相信，等村里做出实实在在的成果，会有更多人愿意回来。

　　建民居仅仅是个开始

　　施工完后，王澍又回文村转过七八次，每次都有惊喜：“我们做的东西，老百姓在学习、理解和适应。”

　　比如沈东林家，专门邀请设计师打造了古色古香的庭院，搭配红木家具、木雕、盆景，现在成了游客必到的参观景点。郎根强也在琢磨王澍的风格，学着拿稻穗和空莲蓬插在瓶中做装饰，也用抹泥墙的古法重做了一面墙。他不好意思地告诉记者，家里唯一不协调之处，可能是二楼印着美元图案的地砖。

　　“他以为我会不高兴，其实我挺高兴的。因为他是在表达。农村的观念发生了某种‘打开’。”王澍乐于看到更多价值观的交融，这正是他为何要将每栋建筑都设计得不一样的原因，“乡村文化最重要的是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往往在我们的统一改造和规划、美化中被简单统一了，所谓‘千村一面’就是这样来的。”

　　王澍说，他并不希望只是为乡村带去建筑，他更想为乡村带去变革的力量，用更符合中国传统脉络的方式带给村庄更积极和正面的影响。

　　2015年浙江提出着重抓好1000个古村落保护：村居规划建设要因地制宜、创新推动。古村落格局要与村民现代生活需求相融合，古村落保护要处理好与村庄原有水系、植被群落、公共空间需求、商业开发等的关系。

　　曾经，随着经济条件改善，土地节约不再被重视，农民造房越来越奢侈，动辄三四百平方米。而王澍把每户落地面积严格控制在120平方米以内，并在总面积不变的前提下，增加了入住户数。建筑材料也都是就地取材，用黄黏土打造的夯土墙即使被推掉，也能用来种菜。“目的就是让村民们知道，什么是有道德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王澍的努力，让文村人逐渐找回朴素的生态意识并主动实践。新村工程之后，文村全面整修古民居群内的水泥路，将其还原成青石板路，同时恢复水利枢纽，让400多平方米的太平塘和村里四通八达的石渠相连。河道两边的花岗岩也被敲掉，露出了用杭灰石拼接出的古老图案。村里还要求，所有重建房的风格都要和新村统一。

　　“乡村规划是一个综合方案，有更多的力量要加入，有更多的细节要跟上，建民居仅仅是个开始。”王澍说。

　　上个月，全村推进垃圾分类环境整治，要求村民改变乱丢垃圾的习惯。这让朱逸超感到振奋，相对于硬件设施的完善，他更愿意看到民风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大家开始懂得规则和秩序，并且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未来8至10年，王澍打算做出七八个代表不同文化地域的村居设计样本，摸索出一套打破城乡隔阂的建筑模式和操作方式。他理想中的乡村，是一种“隐形城市化”的状态：有绿水青山的环境，有文化传统的滋养，也有现代化的生活。

　　(殷梦昊)

　　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