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我国的二十四节气已于2016年11月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解它的起源，对于更好地认识和利用这一古代先民的智慧结晶，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先民一项伟大的发明创造，它是根据太阳、月亮、北斗、二十八宿、地球的运行规律而制定出的农业气候历。二十四节气的创立，使中国人掌握了乾坤交泰阴阳推移的节点，获取了宇宙间生生不息的能量。中华文明之所以长盛不衰，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和宇宙之间沟通的密码。

　　公元前104年，汉代邓平等人制定《太初历》，正式将二十四节气纳入国家历法体系。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淮南王刘安编辑的其中《淮南子·天文训》就完整记录了二十四节气，标志着二十四节气的定型。但二十四节气起源的说法却不尽一致，较有代表性的有“春秋之际起源说”和“商周之际起源说”等。

　　“春秋之际起源说”的主要依据，一是《尚书·尧典》中关于仲春、仲夏、仲秋、仲冬的记载，认为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就是指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并认为古人春秋时已用土圭测日影的方法，测定了四个节气点，后又推算出立春、立夏、立秋及立冬的时序。

　　“商周之际起源说”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如《庄子·逍遥游》、《墨子·天志中》等。其认为商代和西周前期，一年只分为春秋二时，春秋就意味着一年。如《庄子·逍遥游》中“蟪蛄不知春秋”。此外史官所记的史料在上古也称为春秋，后来历法日趋周密，春秋二时再分冬夏二时，有些古书所列的四时顺序不是“春夏秋冬”，而是“春秋冬夏”。如《墨子·天志中》中的“制为四时春秋冬夏，以纪纲之”、《管子·幼官篇》中的“修春秋冬夏之常祭”、《礼记·孔子闲居》中的“天有四时，春秋冬夏”等。

　　“商周之际起源说”有文献支持，似乎有凭有据，但却忽视了商代甲骨文中的记载。就目前对甲骨文的研究，已有“春”、“秋”、“冬”三字，至今仍未发现“夏”字形体，也尚未见有关“夏”字的考释文章，当然也可能是记录卜辞“夏”的甲骨片还没有被发现。但研究者从甲骨文“春、秋、冬”三字的造字根源分析，甲骨文“春”以幼草初生之形，以为表示春季;“秋”字则为蝗虫之形，秋天正为蝗虫患发的季节，故表示秋季;“冬”字像屋檐垂挂冰凌之形，以为表示冬季。甲骨文的“春、秋、冬”三字皆以季节变更，生物变化来造字，那么推断“夏”字也必定与季节的变更、生物变化有关，但在甲骨文中终究没有发现这个“夏”字，由此判断这个时候出现“夏”字也是很难想象的。

　　说西周初年已开始测“冬至”了，是有依据的。唐朝学者贾公彦疏注：“周公摄政四年，欲求土中而营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之法测度也。”这说明周公营建的王城时，已有了对“冬至” 和“夏至”的概念，并利用这两个概念，通过“土圭测景”法，来确定“地中”和城址。贾公彦疏注如可信，这大概是二十四节气的“冬至”在实践中的最早运用。

　　“春秋之际起源说”比较贴近实际。古人虽然不知道地球环绕太阳运行，但他们早就察觉了太阳在天空中相对于不动的恒星背景在移动，并定出了太阳在天空移动的轨道，把它称为黄道。在某一节气，太阳到达黄道上的一个确定的点，所以节气的安排取决于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我国古代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天体位置计量体系，把天赤道与黄道之间的恒星组合成二十八宿，每一宿中确定一颗星，称为距星。它们本身的坐标经过精密的测定，被作为计量其他天体坐标的基准。只要确定了某一天体(例如太阳)与一个距星在赤道上或黄道上的相对距离(称为赤道宿度或黄道宿度)，就能确定这个天体的位置。我国最迟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一年12个月太阳所在赤道宿度的完整记述。另外，战国时魏国的天文学家石申著有《天文》八卷，后世称为《石氏星经》，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虽已失传，但今天仍然能从唐代的天文著作《开元占经》中见到它的一些片断，并从中可以整理出一份石氏星表来，其中有二十八宿距星和115颗恒星的赤道坐标位置。因此，“春秋之际起源说”是有天文研究成果支撑的。

　　从人与自然的合契参同，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二十四节气不仅培育了中国人尊重自然规律和生命节律的世界观，也塑造了天道均平、兼容并蓄、以和为贵的生活理想。理析清楚二十四节气的起源，对探寻中国人的心灵归属和精神家园，是十分有意义的。

　　全国农业展览馆 王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