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不久，在众多报道中，一条“‘点赞’简朴务实会风”的新闻吸引了众多目光。

　　报道提到，整个会场没有摆放鲜花绿植，代表房间不用一次性用品，会务用车数量大幅缩减……这些细节都让人们对这次大会有了更形象的认识。

　　其实，开会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

　　文明初期的“峰会”

　　开会是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活动之一。在仰韶文化的居住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种大房子。这种房子，往往有若干中小型房屋围护四周。姜寨遗址发现的这种房子，面积达到了128平方米，而半坡遗址的这种房子有160平方米。据考古学家分析，这“可能是供氏族成员共同活动的场所”，“可以容纳较多的人集会议事”。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道，帝尧时代，洪水滔天。尧召集“四岳”(也就是四个部族的领袖)开会，让他们推举治水的能人。这个会议的级别，可以说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峰会”了。会上，“四岳”推荐了鲧，帝尧却认为鲧不能胜任。“四岳”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强请试之”，于是帝尧任用了鲧。然而，鲧治水九年，“功用不成”。帝尧对他的惩罚，竟然比对叛乱者的惩罚还重。有学者认为，这或许意味着，已经初步迈进文明时代的政治权力对古老的原始民主制度的质疑。

　　文明初期的另一次著名的会议，即《国语·鲁语下》中记载的：“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部族联盟的领袖大禹召集“群神”(指各个部族或者部族联盟的首领)在会稽之山举行会议，防风氏迟到，竟然被大禹处死。由此可见，在文明初期，开会已经有了庄重的形式和严肃的纪律。

　　讲究排场的展示平台

　　后来，会议逐渐变得奢侈、讲排场，甚至成为封建统治者展示权力的平台。

　　秦始皇建造中的阿房宫，专门用来举行朝会的前殿富丽辉煌，就是规模极其宏伟的会场。

　　皇宫朝会常常有礼仪大典的性质，但也往往以议政作为主要内容，于是开始出现了“会议”的说法。

　　汉代朝臣开会有确定的日期，称作“会日”。司马迁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曾说，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每朝会议”，都只是一一分析诸事原委，预想出各种可能，让皇帝自己进行决策，“不肯面折庭争”，决不和皇帝直接发生正面的争执。他曾经和公卿大臣事先协商，有了一致的意见，但一到朝堂上看到皇帝的脸色，却又违背原先的约定，以顺应天子意旨。可见，这种“天子与公卿议”、“天子问群臣议计”的所谓“会议”，往往“会”而不“议”。

　　封建时代，许多开会的程序其实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非民主的实质，就是因为遗传千百年的专制基因影响的缘故。

　　新时期会风由繁入简

　　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沾染“四风”问题的情况。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就曾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

　　而党的十八大以来，和着全面从严治党的脚步，减会之风，越来越浓;简会之风，越来越务实;俭会之风，让人们看到会风有了根本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参加县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情景，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布置十分简单的会场中，主席台上的人和与会者们平起平坐，桌上没有鲜花，没有矿泉水，会场没有红地毯。却开出了高质量、高影响力的会，使焦裕禄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弘扬，教育实践活动有了良好开局。

　　有人说：会风是作风好坏的晴雨表。用良好会风引领作风，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严明的会风会纪，也应成为新时代的一面旗帜。

　　(雷册渊)

　　摘自《报刊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