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岁的中央党校教授张虎林曾多次参与一号文件的调研和起草工作。“一号文件”，是指中共中央每年下发的第一号文件，40年里，有20个一号文件与“三农”有关，勾勒出了一幅农村改革路线图。

　　首个一号文件

　　1981年8月，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奉命领衔起草一份文件。包括王岐山、陈锡文、周其仁在内，三十几个年轻人拿着8000块经费，顶着42℃高温，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做调研。他们最终形成的总报告得到中央认可，成为1981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前身)的讨论依据。会后不久，时任国务院领导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建议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

　　据此，杜润生带着研究员们开始起草《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1981年12月2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份文件，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列进“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中，且长期不变。

　　该文件在1982年元旦发出，成为新年第一号文件。

　　胡耀邦听到农村干部群众对首个一号文件反映良好后，公开表示“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

　　一切“便宜”的项目已出台

　　1982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挂牌，杜润生任主任。接下来几年，每年春节一过，农研室就忙着布置当年的调研题目，为次年的一号文件准备。

　　1983年的一号文件是前五个一号文件中唯一经政治局讨论定稿的，另四个都由书记处讨论，政治局委员圈阅。

　　1984年的一号文件继续巩固成果，提出土地承包期延长到十五年以上，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农村集镇务工经商，给农村的市场经济开了口子。

　　王小鲁曾多次参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号文件的调研工作。他说，他当时去四川调研，赶上柑橘大丰收，地方政府在公路和铁路设卡，只准供销社统一收购，禁止私人外运，导致柑橘大批腐烂。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个原因是，长途贩运农产品在当时还被认为是“投机倒把”。

　　胡耀邦的秘书李汉平在回忆中提及，直到胡耀邦赴山东考察时作了定调，局面才有所改变，胡耀邦表示，“长途贩运不是投机倒把。他们是搞活经济、搞活流通，是‘二郎神’不是‘二道贩子’”。据此，改革统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成了1985年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

　　1986年冬季的某一天，杜润生和农研室几位领导聚在北京京西宾馆，认为“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不触动深层结构，再不能前进一步了”。1987年的一号文件，已和农村改革无关。

　　再次聚焦“三农”

　　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已是18年后。

　　2004年一号文件的主题是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张虎林认为“这是‘三农’问题的重要转折点，中央又把‘三农’摆在重中之重。”

　　2005年的一号文件仍把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放在重要位置，并要求“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那两年，农业收成都不错。

　　到了“十一五”开局的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将主题定为新农村建设，明确提出国家要把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城市反哺农村的新阶段正式开始。正是从这一年1月1日开始，延续千年的农业税被废止，中国农民正式告别“皇粮国税”。

　　“从‘三农’角度讲，基本的方针、路子都涵盖了。”张虎林如是总结新世纪前三个关于农村的一号文件，“2004、2005、2006年分别讲了农民、农业、农村，建立起‘三农’工作的基本框架。此后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更加具体的工作。”

　　上述三个一号文件发布后的十余年间，农村经历发展的黄金期，粮食产量提高，农民收入上涨。但放眼全国，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依然突出。因此，新世纪以来数个一号文件都强调城乡发展一体化，将其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作为十九大后的开局之年，2018年一号文件的主题便是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全面部署。

　　(张   珺)

　　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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