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体会到爸爸刘伯承对我的爱是多么深沉，对我的教育是多么深刻和重要。

　　从书法、文学、历史到为人的准则和思考问题的方法，爸爸都给我很多教育。虽然我没有能力把这么丰富的内容全部有条不紊地归纳起来，但是每当我遇到困难，它经常切切实实地给我智慧和勇气。

　　我解放初期出生在南京。听妈妈说，爸爸希望我长大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有感于三国东吴名将吕蒙奋发上进，被称为“吴下阿蒙”的典故，给我取名“阿蒙”。

　　1967年春天，爸爸在南京治疗眼疾，我随后也来到这个阔别了十年的城市。

　　来到爸爸身边，爸爸就是我的老师，在那个“焚书坑儒”、学业俱废的狂热年代里，我又做学生了。当时，爸爸给我规定的两门主要功课，一是古文，一是书法。

　　爸爸经常对我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所以爸爸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时，总要同时把我叫起来，让我背书、习字。

　　那时，爸爸的视力已经不好了，但他的记忆十分准确。他青少年时期读过的《古文观止》，几乎是篇篇能背。每天早饭后，他都要检查我背书。由于我不用功，很怕检查，就把检查叫作“晨关”。

　　在南京那段时间，爸爸不仅教我学习古文，提高文化素养，更重要的是教给我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想起这些，我也像许多孩子一样，觉得“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1972年初，学校决定将我们系迁往四川。爸爸见我流露出不想学工想改学文的情绪，便问我最近在看什么书。我告诉他，在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由于我看小说往往只注意情节，所以当爸爸让我具体分析一下这部作品时，我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爸爸帮我分析了这部作品的主题以及作品的不足，还特别结合“薇拉的梦”，给我讲作者如何通过细节表现自己的主题思想。

　　爸爸很喜欢俄国文学。在他眼睛好的时候，常以阅读俄文小说和剧本作为休息，许多古著中的章节还能背下来。

　　爸爸讲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阿蒙，你要去四川学习了，我有些放心不下。怕你读书不求甚解，不去分析。你爱好太广，却又不专心于自己的学业，这是不对的。对待事物，要有一般的留心和特别的留心，分清主次，分别使用心力。而你不愿多想，读书连一般的留心都没有，这就更不对了。”

　　我听了爸爸的批评，低头不语。

　　爸爸停了一下，又接着说:“你学习外语，光记单词是不行的，要掌握人家的语言规律”。他比喻说，单词就像一个个铜钱，语言规律就是一根钱串子，如果你没有这根钱串子，就拿不起那些散落的铜钱。

　　尔后，爸爸又给我讲了他学习外文的一些体会。他年轻时，在国内一直学习英文，三十五岁那年，党派他去苏联学习军事，当时他连一个俄文字母也不认识，硬是靠用功和细心地研究语法规律，把俄文学通了。他说:“外文就像一扇通向世界的大门，多打开一扇门，就多一条认识世界和学习知识的途径。”

　　爸爸又问我在学校专业学习的成绩。我的专业学习还不错的，就得意地告诉爸爸:“只有一门四分，其余全是五分。”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爸爸竟然生气地说:“你总是不能用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你要记住‘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

　　夜已深了，妈妈进来催爸爸去休息。 爸爸站起来要去卧室了，又转过头对我说:“常言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去四川后，要常给我们写信，谈谈你的生活、学习。我老了，以后你独立生活的日子还很长。我所希望的，就是看到你成为一个能够克服困难的人。”

　　妈妈扶着爸爸要走出门的时候，我听见爸爸对妈妈说:“四川下雨多，我让你给孩子买的雨鞋，买了吗……”

　　我看着爸爸妈妈的背影，不知怎么，鼻子一酸，眼泪从脸上淌了下来……

　　十多年过去后，每当我遇到了困难，或懒惰又钻进了我的头脑时，我一想起爸爸对我的批评、期望和无限深情，就会振奋精神去加倍地工作，向生活中的“高标”攀登。

　　(刘    蒙)

　　摘自《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