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学，又称吕氏家学，在北宋时已经形成，包括理论和实践两部分。理论，即学说，主要是二程理学的内容，唯吕学的学习方法和态度独标一格，即“多方求师，不名一师，转益多师，学以致用”，这是与其他理学派别不同的。另外还有实践方面的内容，就是以《乡约》《家教》为引导，实行公共道德和家庭道德教育。这是吕学的标新立异之处，当时就著称朝野，因此吕学又称理学名宗。“理学名宗”之“宗”是宗派之“宗”，也是宗族之“宗”，举吕氏宗族之力，推行具有实践内容的理学，这在其他姓氏少见，在宋朝学术发展史上也是少见的。

　　《乡约》在吕氏聚居地实行，为吕氏族人所必遵，故被称为《吕氏乡约》。它首先于北宋熙宁九年(1076)在陕西汲郡蓝田实行，又称《蓝田乡约》。乡约是一种乡里公约的意思，内容是在日常生活各方面，乡人互相帮助，互相劝善戒恶，目的是为了使风俗淳厚。为了让这些办法易于实行，并且能够持久，也建立相应的组织，还推举约正主持其事。约正又安排大家轮流担任值月，定期聚会，记录并赏罚善行恶行。这是民间发起的自治，对维持当时的社会稳定和邻里家庭和谐相处起了一定作用。

　　《吕氏乡约》的作者吕大钧，京兆(陕西)蓝田人，1031年至1082年在世，28岁中进士，曾知绵州巴西县，后来辞官回乡奉养父亲。任宰相的二哥吕大防请其监凤翔府造舡务，在讨伐西夏时跟随李稷办理转运时病故。他为人质厚刚正，重视礼义。他平生不求官职，过人之处是在礼学上能够行其所知，在当时倍受士人推崇。吕大钧作《乡约》，是为了感化乡里。时人在吕大钧的墓志铭中发现，他是在给父亲办丧事时开始实践礼学的，他的《乡约》也是逐渐完善的，最后集大成于《乡约》和《乡仪》，统称《吕氏乡约》。创立和实施乡约，的确是吕大钧一生最大的功劳，这是亘古以来民间首创的成文的自治制度，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个村规民约。后世学者王守仁、牛兆濂、梁漱溟对其深为佩服并受其影响。朱熹对《吕氏乡约》的作者曾专门考证，在读到吕大钧的著作，并且找到乡约的原稿及有关书信后，才断定吕大钧是作者。朱熹还把乡约的文本加以润色，增添在自己的文集中。《宋史》中也说：“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尝为乡约，曰：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籍，有过若违约者亦书之，三犯而行罚，不悛者绝之。”这里把乡约的内容也说清楚了。

　　乡约在当时也给吕大钧惹了一些麻烦，特别是蔡京当权后，主要是说有结党的嫌疑。“传闻者以为异事，过加论说”(见吕大钧答刘平叔的信)。原因在于它是民间自发兴起的，不是上面号召的，在专制的制度下，“非上所令而辄行之，似乎不恭”，“必待有德有位者倡之，则上下厌服而不疑。今不幸出于愚且贱者，宜乎诋訾之纷纷也。”(同上)为此，朝中政争激烈，乡约的事闹得风风雨雨。曾任宰相的二哥吕大防担心因此引起刑祸，一再写信劝吕大钧等把乡约变成家仪或家学，“以免干政之嫌”。所以，《吕氏乡约》一直作为吕氏家族躬行实践的做法传之后代，并且成为吕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吕学中最有实践意义并显示社会效果的，就是《吕氏乡约》。当时的朱学(朱熹的学说)还在自圆其说之中，更谈不上付诸实践。而吕学兼收众说之长，又有乡约的实践效果，声名更在朱学之上。

　　随着北宋败亡，宋室南渡，吕学也随南迁的吕氏官宦和儒人带到东南偏安之地，吕氏族人最先落脚的地方是婺州官居地。吕规叔(讳名大椇)从婺州迁入剡西办鹿门书院，也把吕学带入嵊州。吕规叔家族自五世祖吕公著起，“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吕公著为庆历进士，官至宰相，自他之下，“大用者二十七人”，换句话说，从他算起，吕氏一族出了四十四名出类拔萃的学者，其中就包括吕规叔，他迁入了嵊州，成了吕学的传播者。

　　吕学在南宋，因博采众长，没有门户之见，也不党同伐异，又有实践效果，为众多儒者认同趋从，朝廷也无异议。而朱学，在韩侂胄当权时，曾被视为“伪学”，朱熹则被打成“逆党”，学术活动也被取缔。而吕学虽学说倾向朱学，成员与朱学一派有所交往，但未被牵连，仍在民间被遵从发展，直至后来由吕规叔的侄子吕祖谦，发展成学术上的东南学派(婺学)，这是后话。

　　明朝后，朱学被朝廷认可，其学说被朝廷作为“牧民”的统治思想。朱熹生前多次上疏，要以自己学说用作教化的愿终于实现。直至清代，他学说中的“天理”作为“三纲五常”的注解，全然成了封建统治的根据和说教。朱学的有效生命也随封建统治一去不复返了。而此时，吕学仍安居于“家传”地位，没有走上庙堂，只是在吕氏族人中代代相传。《吕氏乡约》更是与吕氏族人如影随形，繁衍到哪里，遵从到哪里。因而，非吕氏族人也仿照制订“祖训”、“族规”等，刊列于谱册，在本姓族人中传为规矩。至今在吕氏聚居地的祠堂和民居(台门)，还可以找到以吕学发祥的文化遗迹。

　　吕氏乡约最初直接实施范围不会很大，也就是吕氏所在的本乡本族，时间也不会很长。据学者杨开道估计，吕大钧从创作乡约到去世，除去中间外出任职，他实际在乡里推行也就几年而已。而这几年，吕大钧所做的则是开创性的工作，因此黄宗羲《宋元学案》专列蓝田学案。后来，随着吕氏的迁徙发族，乡约的实施就蔚为可观了。学者杨开道在专著里说：“吕氏乡约的基本主张，在树立共同的道德标准，使个人行为有所遵守，不致溢出标准范围以外。这种步骤在礼学里面，可以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杨开道称赞它在制度传承上的意义。中国农村的成训习俗向来是世代相续，口头相传，从没有见之于文字，见之于契约。而制度必需成文，才可能行之广泛。“由人民主动主持，人民起草法则，在中国历史上，吕氏乡约实在是破天荒第一遭。”(见《关中丛书》)另一位学者萧公权也肯定《吕氏乡约》的首创性：“吕氏乡约于君政官治之外别立乡人自治之团体，尤为空前之创制……此种组织不仅秦汉以来所未有，即明初‘粮长’‘老人’制度之精神亦与之大异。盖宋、明乡官、地保之职务不过辅官以治民，其选任由于政府，其组织出于命令，与乡约之自动自选自治者显不同科也。”(见《中国政治思想史》1982年版)

　　《吕氏乡约》被奉为乡约的鼻祖，对后世影响很大，见之于各姓氏家谱的乡规民约不胜枚举，也是看中《吕氏乡约》的实践性和操作性，乡里族人“勉为善，而耻为不善”，风俗自然就会改善。一种好的制度总是会有人来仿效学习的。《吕氏乡约》的文本还被翻译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家。金安国(1478〜1543)就译成《吕氏乡约谚解》一书。至今朝鲜流行的有关乡约制度的书籍近20种。

　　可见，一种学说的生命力，并不在于当时的名气和轰动，而在于它的实践性和被实践检验的效果。吕学中的《吕氏乡约》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不无借鉴意义。

　　(吕先义)

　　摘自嵊州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