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淡唯和得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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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家的家风是“宽放”,全然信任孩子、尊重孩子,让孩子去走自己的路。

  不贪

  祖父一直对我们讲,人不能贪。

  “不贪”是很高的要求。比如我堂哥钦东通宵夜读,按理说读书是好事,但祖父说,这也是不可取的,也是“贪”。祖父自己吃得非常清淡,每餐七分饱。有一次,祖父一个人带4个孩子出去玩,当时我最小,只有4岁,最长的11岁。下馆子吃饭,祖父给我们4个孩子总共就要了二两米饭。他认为,小孩得病都是吃饱了撑的。七分饱,吃得慢,有节制才好。美食当前,同样“不贪”。

  枕着梁启超丛书睡觉

  在孙辈之中,祖父给我题的字最多。有录自诸葛亮的,有取自《易经》的,有出自《孟子》的,可我最喜爱的是这句话:“我愿你成为有思想且又本着自家思想而行动的人。”这句话出自祖父自己的著作《中国文化要义》,这句话也正是祖父一生的真实写照。

  祖父幼时受他父亲梁济影响很深。此外还有两个人对他影响很大,一个是他父亲的结拜兄弟彭翼仲,他是清末著名的爱国报人、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先驱;另一个是梁启超先生。彼时梁启超已经流亡日本,但他的丛书合订本从海外流入。祖父非常喜欢读,买了有五六百万字之巨,爱不释手,每晚都枕着梁启超的丛书睡觉。

  祖父是在顺天中学堂读的中学,那所学校也有洋讲师。可以说,20岁之前,祖父没有接触过“四书五经”。但祖父说,从十四五岁起,他就开始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另一个就是中国社会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贯穿了祖父的一生。

  宽放

  祖父对孩子的教育,我想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宽放。他从不强加干涉孙辈的决定,而是让我们自己去看,自己选择。

  我从小和祖父在一起生活。祖父一直吃素,所以口味非常清淡,而我老是嫌味道太淡,往菜里倒酱油。祖父当时看着我,没说什么。直到有一天,他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本上海某家出版社出的书,书还折了角。祖父翻到折角的地方给我看,在那一页他还用红铅笔将题目勾勒出来,标题我至今都记得:《吃盐过多等于慢性自杀》。

  他不仅对我如此,对父亲也是如此。据说我父亲在读小学时,考过人生唯一的一次不及格。成绩单寄到家里后,祖父看了看,一个字都没说,就把成绩单交还给父亲。我父亲就知道,这是他自己的事。之后,父亲好好复习补考,考了很高的分数,而那一门后来竟成为父亲学得最好的一门。父亲也从此再没有考过不及格。

  “主动瞎撞”,这是祖父描述曾祖父放任他的原话,提倡让人在试错中成长。对我、我父亲、我叔叔,祖父从来不强求,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父亲考了好几所大学,不想上了就换一所,祖父也从没说过什么。

  你喜欢就好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的迪斯科传到中国,它强烈的节奏、自由奔放的舞姿,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我也不例外,花了10元钱报了一个学习班。当时10元是很贵的,我出了血本。记得一个夏日的午后,我来到祖父家。祖父午休过后,正在客厅里踱步。我放下书包,来到祖父面前,给他演练我新学的迪斯科。我伸臂蹬腿,左摇右摆,臀部剧烈扭动。

  舞毕,我便问祖父:“爷爷,喜欢吗?”其实我内心知道,祖父对我们这些小孩的玩意儿不会感兴趣,但我还是想从他口中知道他对我们年轻人行为的看法。那个场景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祖父戴着瓜皮帽,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他用左手扶了一下眼镜,对我莞尔一笑,说了句“你喜欢就好”,随后踱步而去。

  祖父的回答令我很意外。因为在那个年代,与我父辈、祖辈年纪相近的大人,对我们年轻人喜欢这种舞蹈颇多非议,无法接受甚至厌恶,反对之声不绝于耳。而当时,祖父已经93岁了,却依然很开明。他懂得,每个时代的人都有各自的喜好,即使不理解、看不懂,也要互相尊重。

  有一回,祖父买了一本小册子。他把书皮包好,在封面写上书名“青春期卫生”,拿来给我哥哥、堂哥读。祖父很细心,特地在书里写了一张小纸条:“此书可先粗看一遍,再细读之,粗看和细读均不妨从自己的注意上选择,不必挨次序读。随着遍数增加,慢慢就通畅了。”祖父还特别注明,先给我哥读,堂哥后读。这是他教育孩子的体贴之处。

  一生很少生气

  祖父是在我24岁时去世的。在我和他相处的过程中,我从未见过他生气或发脾气。有人问我,梁漱溟活到如此高龄,有什么长寿秘诀。我觉得和祖父自身的修养有关,其中不生气这一点很重要。

  比如“文革”时,家里梁启超、蔡元培的信,齐白石的画等,或被充公,或被付之一炬,面对这些,祖父从不动怒。我曾充满好奇地问祖父:“爷爷,当时您生气吗?”祖父回答:“不生气。”如此简单,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我立刻追问:“为什么?”祖父略带笑意地答道:“他们都只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跟他们生什么气呀。”寥寥数语,显示出祖父在面对人生坎坷时,态度是如此平和宽容。他把所学的道理真正融化在自己的生命里,不迁怒、不贰过,真心宽恕这些孩子。“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这就是他的人生理念。

  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988年5月,祖父临终前一个月,一位记者采访他,问他对青年有什么嘱托。祖父说:“要注意中国的传统文化,要顺应世界潮流。”

  对于生死,祖父看得很明白。他去世前几天曾亲口和我父亲说道:“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他认为自己寿数已尽,别无所求,只愿平静地接受。“我很累,我要休息”,这句话是祖父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

  祖父晚年时曾对我说,他不是一个甘于坐而论道的人,他需要行动。他谈道:“不要称我为思想家、哲学家,就说我是一个本着自家思想而行动的人就好了。”祖父后来放弃北大教职,就是为了改造中国教育。他最终落脚山东做乡村建设,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文化最基层的东西还在乡村,需要靠对乡村的改造来实现对社会的改造。

  祖父一直是位教育实践者,用他的言传身教,影响着我们这些后辈。

  (梁钦宁  口述,龚丹韵  整理)

  摘自《历史不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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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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