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与清朝的18个细节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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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文人煽颠]

  四川有个文人,献诗成都知府:“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鼓动四川割据独立。成都知府赶紧上报朝廷。宋仁宗说,“老秀才要官耳,不足治也。给他个小官。”六百年后,又有一个叫曾静的文人,鼓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结果雍正掀起一场文字狱,然后,乾隆将那曾静咔嚓掉了。

  2、[大臣密奏]

  宋真宗问宰相李沆:“一些大臣有密启,为什么你没有?”李沆说:“臣有公事则公言之,何用什么密奏?搞密奏者非谗即佞,我深为厌恶,岂可效尤?”到了清代,官员则以获得密奏之权为荣,浙江布政使请求雍正:“藩臬皆赐折奏,仰恳圣恩,赐臣一例用折”。获准,像狗一样兴奋得直摇尾。

  3、[君主逼格]

  宋朝的仁宗皇帝似乎没什么主见,政事无论大小,都交给廷臣公议,议出一个结果来再施行。所以时人说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清朝的乾隆非常有主见,什么事都由他说了算,又识武功、打仗、杀人、写诗(看到名画文物就题诗)、泡妞、制造文字狱,啥都懂,自号为“十全老人”。

  4、[伶人问政]

  宋徽宗时,有伶人演滑稽戏,讥讽宋朝的福利政策导致“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徽宗听了,“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清时,内廷戏班演戏,因曲伎俱佳,获赏赐酒食。席间一伶人无意中问,当今常州长官是谁?雍正暴怒:“你乃优伶贱辈,胆敢擅问官守?其风实不可长!”命人将那伶人打死了。

  5、[朋党风险]

  欧阳修写过一篇《朋党论》,为朋党正名,提出君子结党之说,开北宋政党政治雏形之理论先河,让宋仁宗“终为感悟”。六百年后,雍正对欧阳修之论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驳斥欧阳修的“异说”,还杀气腾腾说,“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斥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6、[谥号风波]

  夏竦死了,宋仁宗赐谥号“文正”。刘原父很不爽,上疏质问皇帝:“谥者,有司之事,陛下奈何侵之乎?”最后改谥“文庄”。六百年后,尹嘉铨给乾隆皇帝上疏,为他老爹请谥,并请从祀文庙。乾隆大怒:你尹嘉铨算什么人,“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下令凌迟处死。后开恩,改为绞立决。皇恩浩荡,没有犬决。

  7、[宰相职权]

  程颐对大宋皇帝说,“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宋朝皇帝也没觉得程先生说的有什么问题。六百年后,乾隆对程颐这句话感到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批判程颐,意思是说,你一个臣子,居然敢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你这是目无君上,此尤大不可也!

  8、[士子尊严]

  宋神宗一次与程颢论及人才,神宗说:“朕未之见也。”程颢立即质问皇帝:“陛下奈何轻天下士?”宋神宗只好耸然曰:“朕不敢!朕不敢!”六百年后,我大清盛世,纪晓岚为协办大学士,尝论国事,遭乾隆叱斥:“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议国事?”

  9、[义庄救济]

  范仲淹创立的范氏义庄,其中有条规矩:凡族人嫁女,给钱三十贯;出嫁的女儿若因故改嫁,给钱二十贯。可见宋人对女性改嫁是持怜悯态度的,尽可能给予人道资助。到了清代,范氏义庄的规则改为鼓励寡妇守节:达到守节年限者可领双份米粮资助,如果“失志不终者”,则不予资助。这便是宋清两个时代精神的差异。

  10、[对外贸易]

  987年,宋太宗派遣使者,带着敕书金帛,分为四路前往海南诸番国,招徕蕃商来华贸易。大约八百年后,1793年,大英帝国派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希望中英通商。但乾隆老大拒绝了这一要求,给英王复信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想象一下,如果跟马戛尔尼相遇的是宋朝……

  11、[门户开放]

  南宋时,北至淮南,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南至广州湾、琼州海峡,整个宋境的海岸线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到了清朝,先是厉行三十年海禁,康熙后期才设四口通商,但他的龟孙乾隆又将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关闭江、浙、闽海关,只保留广州一个口岸与西洋、南洋通商。

  12、[重商轻商]

  或说中国传统社会有轻商倾向,但宋代的学者如叶适、陈耆卿,已提出“四民皆本”,宋代事实上也成为最重视商业的时代。明代的王阳明、黄宗羲等人也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工商皆本”之说。但清朝立国,中国又重返抑末崇本、贱商重农之路,雍正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

  13、[奴隶制度]

  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是人身依附的降低,唐及唐之前还有奴隶制,奴隶为贱民,属主家私产,宋代在法律上已废除贱民,奴婢跟主家不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结合关系。满元统治从草原带入主奴关系,满清入关,又再殖入主奴关系,“严分着主奴”,即使到晚清,满洲人内部仍保持着奴隶制习气。

  14、[城市人口]

  城市化是检验一个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宋代的城市化水平是历代最高的,北宋人口不会少于1亿,城市人口达20.1%,南宋的城市人口更是达到22.4%。六百年后,大清帝国的城市化水平下降到什么程度呢?7%左右,跌入历史谷底。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一直都未能恢复到22%的水准。

  15、[圣君塑造]

  宋人将宋仁宗塑造成尧舜那样的圣君,清人也将康熙、乾隆形容为尧舜式的圣君。看起来好像是同一回事,都是儒家在拍皇帝的马屁。但其实区别非常大。宋人是在仁宗去世后才将他塑造成圣君的,目的是要树立一个帝王准则,以约束眼前的君主。清人则是将活着的皇帝吹捧为圣君,目的是要树立皇权的绝对权威。

  16、[经筵差别]

  经筵制度在清代发生了非常荒谬的变异——宋明经筵均是由士大夫教化皇帝,清代经筵居然变成了由皇帝训导士大夫:当讲筵官讲毕,皇帝即发表一通御论,然后讲官们跪赞:“皇上圣学高深,发从前所未发,诚足羽翼经传,昭示万世。臣等不胜欣荣之至。”皇帝俨然已是“天生圣人”,君师一体。

  17、[道统政统]

  清代李光地曾大拍康熙的马屁:“伏惟皇上乘天之命,任斯道之统。”另一名经筵官也露骨地吹捧康熙:“(我皇上)治统、道统之要兼备无遗矣。”我们知道,在宋人构建的理学谱系中,从未将“三代”之后的君主列入其中,而清代士大夫却将康熙捧为“道统”的接班人。“道统”的独立性与高贵性从此丧失殆尽。

  18、[大臣气质]

  宋代士大夫是一群有脾气的人。仁宗朝时,张知白(一说是张昇)担任台谏官,“言事无所避”。一日仁宗皇帝找他谈话,大概是说他“孤寒”(孤单),没有朋友,要注意说话的方寸之类。张知白一听,回敬了皇帝一句:“臣非孤寒,陛下才孤寒。”仁宗问道:“何也?”张知白说:“臣家有妻孥,外有亲戚,何来孤寒?陛下只有宫女相伴,岂非孤寒?”说得仁宗神情黯淡,回到内宫,与皇后说起这事,忍不住流泪。为什么?因为仁宗年事渐高,而他所生育的儿子都夭折了,膝下确实孤单。张知白那番话,戳中了皇帝内心最痛苦的地方。但宋仁宗不能因此怪罪张知白,张知白还是继续当他的台谏官。清代士大夫呢?没脾气了。最典型者,就如大学士曹振镛的为官秘诀所言:多磕头少说话。

  (吴   钩)

  摘自《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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