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那个报告文学兴盛的时代，我曾经被徐迟的报告文学吸引，其中两篇至今未忘，一篇是《哥德巴赫猜想》，一篇是《生命之树常绿》，后者是写蔡希陶的。

　　蔡希陶是中国最伟大的植物学家之一，没有他在瑞丽的森林中发现两棵巴西三叶橡胶树，哪有后来遍布云南的中国橡胶林?哪有中国自己出品的橡胶?没有蔡希陶开始种植境外来的“大金元”烤烟种子，哪有后来闻名遐迩的云烟?1932年，他已经闯进云南原始森林，花了整整三年时间，风餐露宿，采集了一万多号植物标本和种子，差点因为中了乌烟瘴气之毒丢掉性命。

　　年轻时的蔡希陶文笔相当好，鲁迅对他说：“我刚看了你的一篇小说，写得很有气派。虽然是个小伙子，你有关东大汉的气派。”蔡希陶如果写下去，成为一个著名作家是不成问题的。可是，蔡希陶被植物迷住了，他和鲁迅走了一个逆向，鲁迅从植物学医学“改行”变为一个文学家，而蔡希陶却从一个出色的文学作者转变为一个植物学家，他俩擦肩而过。

　　文学和植物学是不是有一条隐秘的丝线牵扯着?我只能肯定一点，如果没有植物，这世界就消亡了;如果没有文学，人的脑袋就“消亡”了。

　　前阵子，我读到关于著名植物学家钟扬的报道，可惜读到之时，这位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在内蒙古出差途中遭遇了严重车祸去世，年仅53岁。

　　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如果不是他的突然去世，钟扬还将默默无闻。就像徐迟没有写《生命之树常绿》之前，谁知道蔡希陶?谁又找得到这个神秘的蔡希陶?周恩来总理曾到云南找他，找不到，他跑到西双版纳的密林中考察去了。第二次，总理又到云南，总算见到了，两人促膝谈心。那是1961年，他俩就探讨水土流失问题、树木保护问题，还有热带雨林生存问题……当时人们还在宣传“伐木英雄”呢!

　　植物学家钟扬在离世前刚刚做了一次讲座，他说：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钟扬用他的一生，在树林里，在山坡上，在河流边寻找种子，寻找未被人们发现过的植物。他在西藏工作了10年，不顾高原缺氧，不顾痛风发作，收集了西藏4000多个植物样本，大约1000个物种，占到了西藏物种的五分之一。因为他深深知道，西藏是一块处女地，是一块宝地。英国的邱园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园，植物最多，种子最多，可是，拿不出一粒来自中国西藏的种子!西藏的面积占我国的七分之一，但是它的植物在科的等级却占到32%、接近三分之一，青藏高原一共有将近6000个高等植物物种啊!于是，钟扬爬到5000米高的山上，采集拟南芥种子;花三年时间，收齐了西藏巨柏种子……有了种子留住了根，即使某种植物枯朽了，还可以再种。

　　上海辰山植物园开业之前，我赶去采访。那时候，已经有20多位植物学的博士、硕士和专家汇集到辰山植物园。而汇合之前，他们大多悄无声息，要么在植物园里搞研究，要么在中国漫山遍野跑，寻找各种植物和植物种子。

　　那些被他们收集到的种子和移植过来的小苗苗，都填有“采集记录表”：何年何月何日何时采集到的，采自什么省什么县什么乡什么村什么组，采自哪一座山的哪一个坡，是陡坡还是缓坡，是向阳坡还是背阳坡……采集表上的100多个格子被填写得满满登登。博士们还为这些“小豆芽”建立条形码，只要手机一扫，电脑一点，一切便一览无余了。

　　是啊，“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一个沉醉于大树灌木花卉小草的专家，难道不是这样一粒粒极其伟大的“种子”吗?

　　从辰山植物园回来，我特别关注那些写植物学家的通讯和报告文学，我开始收集一些植物的种子。不是为了种植栽培，因为我住在高层公寓的楼上。有高人指点我说：种子是最接地气的，因为它们来自土壤，它们最想回归土壤。收集了它们，你会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

　　(童孟侯)

　　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