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行山的沟壑里，常年行走着一群“没眼人”。他们拄着导盲棍，背着行军包，一个人的手搭在另一个人肩膀上，蹒跚而行。到一个村子，他们就停下，演奏、歌唱，唱的是太行山上流传了千年的民歌小调。这样的场景，已持续近80年。

　　向天而歌

　　山西省左权县小会村，盲艺人们一进村，平静的村子就热闹起来。

　　“咚咚哩咚哩咚锵……”鼓点打起来，镲也拍起来，二胡唢呐相继演奏起来，人们从四面八方靠拢过来;妇女们抱着小孩，男人们抽着烟，老人们则在盲艺人旁边找个凳子坐下。

　　每次在村里演出，除了唱传统民歌之外，盲艺人还不时穿插上宣传当前政策的歌。那天，他们演唱了倡导廉洁的歌曲——“新时代，新风尚，大操大办不提倡……”歌词由当地文化局编排，调子还是传统左权民歌的调。

　　尽管现在村里人的娱乐活动多了，但一年能听上两回盲艺人的歌，在他们心中仍然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正月里梅花开，花开人人爱。光棍有心采一枝，拿回家去没人戴……”演出在队长刘红权的《光棍苦》中结束。《光棍苦》唱出了盲艺人们的辛酸，也正是这首歌，让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田青教授泪流满面。“他们唱着真情实感……盲艺人从来没有看见过太阳、看见过这个世界，他们是向天而歌，向着自己看不见但是真切感受到的世界唱……”田青称他们是“活着的阿炳”。

　　流浪人生

　　左权盲人宣传队成立于1938年。据不完全统计，有名有姓记录在册的成员有81人。如今，盲宣队共有10人。

　　今年47岁的刘红权先天失明。他母亲也是盲人，盲艺人们每次到县城演出，都会住在他家。“那时候娱乐不多，盲宣队来了就跟过年一样。”刘红权说。

　　后来，刘红权上了太原盲校，毕业很想跟着盲艺人一起去唱歌，但父亲坚决反对，怕他受罪。直到1995年，父亲去世，刘红权才最终跟着盲艺人走了，开始了奔波的人生。

　　每年正月二十六，他们集合在一起排练半个月，然后开始下乡。白天赶路，晚上演出完就在村里住下，第二天又向下一个村子进发。到4月份，各自回家把冬天的衣服换了，再集合起来下乡。一走又是大半年，到了10月再换一次衣服，一直到腊月二十三才能放假回家准备过年。

　　盲宣队生活很苦，却是这些盲人们为数不多的一条活路。

　　“有时候觉得很快乐，有时候也觉得很不容易。”45岁的王树伟说，以前盲宣队有个鼓手名叫陈限庆，外号“肉三”，足足有200多斤重，他最怕过河了，“过河的时候，他就趴下来，让前面的人拉着走”。

　　面对这样艰辛的生活，他们会抱怨命运，但更多的则是感恩。

　　盲艺人们在太行山上吃千家饭，每一碗饭都要村民端到他们手里。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这辈子是报答不了你了，下辈子好歹睁开眼，也给你端一碗饭……”

　　太阳开花

　　左权民歌起源于南北朝，从劳动号子发展成为人们在耕地、放羊、恋爱、婚宴等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交流方式，民歌曲调中尤以开花调最为优美动听。开花调采用比兴手法，上句咏物，下句抒情，任何物件均可开花，如“豆角角开花弯回来，不想走了你返回来”等。

　　盲艺人们被田青发现后，开始走出太行山，到各地去演出。他们从没想到，这种近一个世纪的生存方式，竟将最原生态的左权民歌保留了下来。2006年，“左权开花调”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仿佛看到太阳开了花!”在北京演出结束后，听着雷鸣般的掌声，刘红权激动地说。回到太行山的盲艺人们获得了更多尊重和保障。

　　尽管生活有了巨大变化，但盲艺人们行走太行山为老百姓带去欢乐的传统没有变。“他们听惯我们唱了，内容上是家长里短，能唱到他们的心里。”刘红权说。

　　“只要老百姓爱听，我们就一直唱下去!”今年65岁的陈玉文是最资深的队员，虽然吹起笙来已明显吃力，但他还是愿意跟着盲宣队。“41年了，耍惯音乐了，还想和他们一起耍，走村串户，快乐得很!”

　　据说，以前要进入盲宣队还要考试，但现在，大多盲孩子嫌太苦，不愿意干这行了。目前，盲宣队的成员中，年龄最大的65岁，最小的也40多岁了，谁来接班成为一个问题。为了让左权民歌传唱下去，今年3月，“刘红权民间音乐传习所”在晋中特殊教育学校开班了。盲艺人们相信，有了接班人，太行山上的“开花调”就会一直唱下去。

　　(王菲菲)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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