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江，出三峡，过宜昌，入荆楚。在湖北境内，长江与其最大支流汉江交汇，冲积出富饶的江汉平原，也孕育了“千湖之省”的灵秀。

　　2021年1月1日，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湖北，这个长江干流流经里程超千公里的省份，承担着最艰巨的任务——1061公里长江干流、858公里汉江干流、83个水生生物保护区，近1000万亩禁捕水域，3.2万名退捕渔民，1.7万艘退捕渔船。

　　五年耕耘，长江于保护与发展的平衡中奔涌向前。一幅生机勃发、绿意浸染的生态长卷，正在荆楚山水间从容铺展，映照出一江碧水的崭新容颜。这远非政策的简单落地，而是一场从“索取”到“守护”的深刻演进，一次从政府引领到全民参与的深远行动。

　　守护铁壁——执法与科技的“水陆空”协同

　　在宜昌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同事们叫莫宏源“老莫”，而盗捕者们称他为“老虎”。这个称号源于2018年那场轰动湖北的百里洲水域电捕鱼团伙案。

　　“那是个硬骨头。”莫宏源回忆道。当时，枝江市百里洲水域的电捕鱼团伙十分猖獗，反侦查意识强，常在深夜作案。在市渔政监察支队的支持下，莫宏源积极协调市公安局、长江航运公安局宜昌分局成立专案组。近一个月的暗访摸排后，专案组掌握了该团伙的活动规律。然而，抓捕面临难题：如何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接近目标?莫宏源提出了“迂回战术”——异地调配执法力量，绕行200余公里，从多个方向同时接近。当四艘非法捕捞船只满载1600斤渔获物准备靠岸时，执法人员如神兵天降，一举抓获涉案人员6名。

　　此案成为湖北省近年来查处的非常典型的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对违法分子形成极大震慑。但莫宏源清楚，单靠几次专项行动远远不够。他与公检法部门积极探索“两法衔接”工作机制，推动联合执法常态化。如今，渔政与公安机关已建立紧密协作机制，执法车辆、船只资源共享，信息实时互通。

　　如果说莫宏源代表着传统执法的坚韧，那么湖北正在建设的“智慧渔政”系统则代表着执法模式的未来。

　　17个市州(林区)、79个县(市、区)、1537个监控点位……在湖北禁渔执法业务监管平台，渔政天网工程视频监控数据及禁渔执法业务数据一目了然。以前靠人力巡查，现在靠科技预警。摄像头配备的热成像功能，让夜间执法不再是难题;智能算法能够区分正常垂钓和非法捕捞，准确率超过95%;无人机定期巡航，覆盖执法人员难以到达的复杂水域。

　　在荆州，智慧渔政执法监管平台已发挥实效，累计发出涉嫌非法捕捞、违规垂钓预警信息7万余条，执法人员根据系统提供的精准位置迅速出击，抓现行、取证据一气呵成，实现了非法捕捞“看得见”、流域水面“管得牢”的管防目标。

　　在湖北，还有这样一支护渔员队伍，他们从“捕鱼能手”摇身一变成为“护江卫士”。周刚是这支新型护渔力量的代表。这位曾经的渔民，2018年退捕上岸后，加入了护渔员队伍。“一辈子跟长江打交道，对水里的情况熟悉。”他说。

　　这种熟悉如今用在了新的领域。有一次，周刚在摸排市场鱼类销售情况时，发现某些鱼类的品种、种类不对劲。“凭我多年的经验，这些鱼不像是养殖的。”他上报了这一线索，并主动请缨参与蹲守。

　　两个月的耐心蹲点后，周刚和执法人员顺藤摸瓜，成功抓获了一个非法捕捞、销售野生鱼类的团伙。“从单一的向长江索取到守护长江，我的身份变了，但和长江的感情更深了。”周刚说。

　　在湖北，像周刚这样的护渔员有1968名。他们与983名乡镇(街道)“江段长”、3455名村(社区)“岸线长”一起，构建起划片包干、定人定责的网格化管理体系。

　　转型之路——三万渔民的“第二次人生”

　　宜昌市宜都枝城镇的白水港村，坐落于长江一级支流九道河汇入长江的河口处。这个以刘姓为主的百年渔村，历史上称为白水渡，村民世代以捕鱼为生。

　　2018年，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率先禁捕，白水港村站在了转折点上。退捕时，村里有捕捞许可证渔船186条、渔民360人。延续了240多年的渔业捕捞史，即将在这里画上句号。

　　“渔船被拖走那天，好多老渔民都哭了。”村支书回忆道。但转身之路已经开启。当地政府为渔民提供了多种转型选择：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就业援助、社会保障。

　　刘泽刚是最早“吃螃蟹”的人之一。2016年，他提前退捕转业，和妻子买了一辆小货车，在闹市沿街贩卖水果。凭着勤劳和诚信，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好，后来在枝城大道接手了一个水果铺。“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候为了找好货源，要跑到外地去。”刘泽刚说，“虽然辛苦，但心里踏实。”

　　刘贤亮的转型则更加不易。2018年退捕时，他和妻子除了捕鱼没有其他一技之长。夫妻俩在集贸市场租了一个小商铺，干起瓜子、花生等炒货生意。“开业以来，我们一直坚持诚信经营。”刘贤亮说。如今，他的炒货因品质好、分量足，在附近小有名气。

　　2020年8月，白水港村完成全部渔民上岸转产安置。如今，村里137人达到退休年龄，每月领取养老保险金或新农保、生活补贴;144人实现单位就业;65人自主创业就业。

　　在村委会后院，一座新建的“渔民驿站”和陈列室，收藏着渔民捐献的渔船渔具、捕捞工具。“这些物件，让渔民的乡愁有了寄托。”村支书说。百年渔村的故事，正在以新的方式延续。

　　白水港村代表了一个群体的转型，而如今在长江上开着清污船为往来船舶清理垃圾、回收油污的陈华林则体现了个体转型的深度。

　　这位曾经的渔民，在长江捕鱼几十年，亲眼见证了江水的变化。“还在捕鱼的时候，就发现长江的污染有点严重，有时候水上漂着一层油。”他说。

　　2018年退捕后，陈华林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自费200多万元购置清污船，专门回收长江船舶的垃圾、污水、污油。

　　长江宜都段全长约50公里，沿线分布着27个港口码头，往来船舶密集。陈华林的清污船每天穿梭其间，为船舶提供垃圾、污水、污油回收服务。“回收上来的污油可以进行加工转卖，从中赚一点钱。”他说。

　　但盈利不是主要目的。“污水不直排，江水清了不少，大家都看在眼里。”陈华林说。如今，他的清污船已成为长江宜都段污染防治的重要力量，当地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体系因此更加完善。

　　白水港村和陈华林的故事背后，是湖北省系统性的退捕渔民安置保障体系。五年间，湖北累计安排资金49.6亿元，支持退捕渔民转产安置，确保“退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湖北省建立退捕渔民就业帮扶台账，开展“1131”服务(至少1次政策宣讲、1次职业指导、3次职业介绍、1次职业培训)。截至2025年，全省2万余名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全部转产就业，“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社会保障网织密织牢。3.15万名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全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9145人已开始领取养老待遇。对生活困难的退捕渔民，纳入社会救助范围，其中1231人次享受最低生活保障，32人获得特困供养，197人次得到临时救助。

　　更为重要的是，渔民转型路径多元化。除了自主创业和单位就业，湖北还创新开发护渔员、协巡员等公益性岗位，让退捕渔民在水生态保护中发挥独特作用。在宜昌，6名退捕渔民通过公开选拔成为江豚协助巡护员;在全省，592名退捕渔民加入协助巡护队伍。从“水上漂”到“岸上安”，三万渔民的转型之路，体现了民生温度，也走出了发展新路。

　　生生不息——长江生命的复苏之歌

　　在宜昌江边，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个扛着长焦镜头的身影。他就是被称为“追豚人”的杨河。

　　“江豚就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杨河说。他的追豚之路始于2017年的一次偶然。当时他拍到了一只江豚，但照片上只是一个小黑点，“没鼻子没眼睛的”。朋友的话刺激了杨河，2019年，他带上专业设备，开始系统拍摄江豚。

　　长年累月的拍摄，让杨河对江豚的了解甚至超过了一些专业人士。“从镜头中的拍摄发现，怀孕的江豚每隔3〜5分钟要出水面换气7次，而正常的江豚是换气3〜5次。”这一观察为江豚保护研究提供了宝贵数据。

　　2022年2月的一天，杨河在拍摄时发现一只江豚在水中挣扎。他立即拨通渔政部门的电话。不到一刻钟，渔政救援就赶到了。与此同时，长江海事部门向事发水域所有船只下达紧急停航令——长江航运为了一只江豚按下了“暂停键”。

　　救援成功后，这只江豚经常出现在杨河的镜头中。几个月后，它怀孕了;又过了几个月，它带着宝宝出现了。“江豚全家福”、“母子同游”、“捕鱼微笑”……这些珍贵影像，记录着长江生命的繁衍与延续。

　　杨河的镜头也见证着江豚种群的复苏。“以前江豚很难拍到，一是数量少，二是怕人。现在我几乎天天都能拍到江豚。”他说，“从2021年起，在宜昌，每年至少能记录到1只新出生的江豚。”

　　这种变化，源于长江生态的整体改善。“小时候江豚很多，后来长大了江豚就很少见了，这几年江豚又多了起来，感觉儿时的玩伴回来了。”杨河的话，道出了许多长江边居民的心声。

　　在荆州市监利市何王庙江豚保护区，长江江豚的迁地保护也取得显著成效。这个与长江干流相通但无船舶航行的故道水域，水质优良，环境安静，成为长江江豚的“避难所”。保护区先后从江西鄱阳湖和湖北天鹅洲故道水域优选12头长江江豚在此“安家”，如今种群数量已增至约35头。

　　个体的故事背后，是整体生态的改善。科学监测数据提供了有力证明：长江干流湖北段江豚数量实现止跌回升，由禁渔前的183头增加到194头;长江中游监利断面“四大家鱼”卵苗资源量达83.2亿尾(粒)，是禁渔前的6.2倍;刀鲚、鳤鱼等珍稀鱼类重现湖北江段;长江、汉江干流湖北段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由禁渔前最差的“无鱼”等级提升了两个等级。

　　这些数据背后，是系统的保护体系建设。湖北省实施长江珍稀濒危物种拯救行动计划，在全国率先探索开展迁地江豚野化放归活动，科学开展水生生物资源监测，形成了覆盖重点物种、关键栖息地、全流域的保护网络。

　　如果说江豚是长江生态的“微笑天使”，那么中华鲟则是长江的“活化石”。这种与恐龙同时代的物种，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1.4亿年。

　　在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伍遇普每天都要巡视这片关键水域。葛洲坝水利枢纽建成后，中华鲟繁殖群体被迫滞留于坝下江段，形成了新的产卵场。“该产卵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华鲟唯一已知稳定产卵场，对中华鲟的物种延续起着关键性作用。”伍遇普说。

　　与此同时，另一场“物种救援”正在紧张进行，在荆州市中华鲟保护中心苗种培育车间里，592尾中华鲟子一代在循环水系统中健康成长。“我们已经连续3年开展中华鲟人工繁殖，连续4年开展中华鲟人工放流。”保护中心负责人介绍。现在湖北保育中华鲟子一代2000尾，占全国总量约70%。2024年，人工放流数量首次突破100万尾，创下历史新高。

　　在宜昌中华鲟科普展览馆，孩子们在各展区兴奋地穿梭，好奇观察中华鲟模型，不时向讲解员提问。这个展览馆不仅成为市民了解中华鲟的平台，更唤起了人们对保护珍稀物种、守护生态环境的重视。“它不仅将成为宜昌的新名片，也将成为推动长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伍遇普说。

　　五年禁渔，对于长江生态恢复而言，只是一个开始。但在这五年里，湖北已经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这份答卷上，写着执法者的坚守、写着转型者的勇气、写着守护者的深情、写着科学家的智慧。

　　江豚的微笑多了，中华鲟的身影频现，鱼类的种群恢复了，在湖北，在长江沿岸的每一个地方，一场关乎中华民族母亲河永续发展的绿色革命，正迎来黎明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