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李振声“共和国勋章”，这份至高的荣誉，是对他一生杰出贡献的高度认可与赞誉。

　　对于许多人来说，李振声的名字并不像袁隆平那样家喻户晓，但事实上，在中国的农学界早就有“南袁北李”之说，袁隆平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李振声被誉为“杂交小麦之父”。两位科学家，一南一北，共同守护了中国的粮食安全。

　　“让中国人吃饱饭、吃好饭”是李振声70余年科学生涯始终坚守的初心和使命。他深知，小麦作为中国人的主食之一，其产量和品质直接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人民健康水平。因此，他毅然投身于小麦遗传育种研究，将毕生心血倾洒在农业科研的广袤天地中。

　　他以20余年的坚韧探索，育成以“小偃6号”为代表的系列品种，开创了小麦远缘杂交品种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的先例，为中国小麦产量提升立下汗马功劳。

　　他以国家粮食安全为己任，投身黄淮海中低产田改造及渤海粮仓工程，开创了在盐碱、旱地等复杂环境下实现小麦高产的有效模式，为中国小麦大面积稳定增长，拓展了广阔空间。

　　我们犹记，2005年博鳌论坛，李振声站在主席台上，针对曾任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的莱斯特·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的报告郑重驳斥，他掷地有声地向世界宣布：“中国人能养活自己!”那坚定的态度，是中国农业科研人的底气与豪迈，其不仅击碎了无端质疑，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保障粮食自给自足的决心与实力!

　　可以说，一生低调质朴、默默耕耘的李振声，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对国家、对人民的担当，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为农业科研领域一座巍峨的丰碑。

　　一辈子与小麦结缘，最爱谈的也是小麦。如今，93岁高龄的李振声，依旧与小麦为伴，他就像一位忠实的守望者，守望着麦田，也守望着祖国大地的丰收愿景!

　　“要让中国人能吃饱饭”

　　初心启航：从饥饿童年到农学院追梦

　　1931年，李振声出生于山东淄博南谢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此时的中国动荡不安，内有军阀混战的余波未平，外有日本侵略者的虎视眈眈，各种苛捐杂税的繁多，让底层民众求生艰难。李振声一家，便靠着几亩田地过着看天吃饭的日子，他们盼着的就是有个好收成，让一家人能够有饭吃。

　　然而，在李振声10岁时，三年大旱来袭，粮食短缺愈发严峻，连年的旱情，让土地干涸得如同龟背，裂缝纵横交错，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痛苦，本该茁壮成长的庄稼，一片衰败，庄稼颗粒无收，村民脸上写满了忧愁和绝望。

　　大家想尽办法寻找一切果腹的东西，原本是村庄一抹绿色的榆树叶被采光，连树皮都被剥光，甚至葱根、蒜皮都成了珍贵的救命食物。

　　因为饥饿，李振声的父亲患上严重的胃病，看着父亲被病痛折磨，小小的他心疼却又无能为力，只能每天放学后去中药店为父亲拎回能缓解些许痛苦的药。可即便如此，苦难仍未放过这个脆弱的家庭，13岁那年，父亲还是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家庭的重担压在了母亲和哥哥的肩头。

　　为了撑起这个家，哥哥选择退学，他也想退学，却遭到母亲和哥哥的坚决反对，他们坚持家里一定要有个读书人，来改变家庭的命运。父亲去世之前也曾留下两副对联，一副是“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另一副是“聚钱财莫如为善，振家声还是读书”，这是家训，也是父母的期望。然而，生活的压力还是让李振声在高二时不得不辍学，前往济南寻找工作以减轻家庭负担。

　　当时教育资源匮乏，对于许多贫困家庭而言，上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在这样的背景下，山东农学院招生时提出“提供免费食宿”，这对于李振声而言，无疑是黑暗中的一束光，“新中国让我有饭吃，又能上大学，这是我从来都不敢想的事情。”随后，他毅然报考了山东农学院农学系，可以说，这不仅是一个意外惊喜，更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

　　李振声深知这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每一堂课他都全神贯注，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那些关于农学基础理论、作物栽培要点的知识，都被他一点点装进脑海。特别是沈寿铨和余松烈两位教授讲授的小麦育种技术相关课程深入浅出，深深吸引了他，让他对小麦育种技术产生浓厚兴趣，这也为他日后从事小麦育种研究奠定了兴趣基础。

　　小麦育种不是“纸上谈兵”，农学研究离不开实践，所以，李振声不仅在课堂上认真学习，更是积极参与试验田的实践，将所学知识在田间地头进行验证。

　　当时，学校农场种植了在山东推广的几个优良品种，李振声将它们引种在自家地里，当年的产量比乡亲们的都高，这让他切身感受到科学技术对提高粮食产量的重要作用，也更加坚定了他从事农业研究的决心。

　　在山东农学院的学习经历，对李振声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不仅在那里获得了宝贵的知识与技能，更在那里培养了对农业的深厚感情和对农民的深切关怀。这种情怀，甚至贯穿了他整个科研生涯，成为他不断前行的动力源泉。

　　“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育种创新：从远缘杂交育种到染色体工程育种新系统

　　1951年，李振声从山东农学院农学系毕业，由于成绩优异，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

　　当时，遗传选种实验馆有遗传、生理和栽培3个课题组，李振声被分到栽培组，师从著名土壤学家冯兆林，从事种植牧草改良土壤的研究。几年中，他对800多种牧草进行了较深入的观察与研究，也是这段经历，为其日后研究杂交小麦奠定了基础。

　　1956年，25岁的李振声为积极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毅然放弃北京的工作，来到位于陕西杨凌的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研究所。

　　那时的杨凌，宛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在农业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其不仅基础设施差，农业生产技术也较为原始。

　　当时，小麦条锈病在黄河流域肆虐，条锈病有“小麦癌症”之称，是当时的世界性难题，其病菌夏孢子堆成熟破裂后，散发出大量铁锈色的夏孢子，在空气传播下，几天内就能让整个地块的小麦染病，小麦一旦染病，就会减产30%到50%，甚至绝产，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粮食生产，很多科研人员都在努力寻找更抗病的小麦新品种。

　　到了杨凌，李振声真正体会到了这种病的可怕，“穿条黑裤子在麦地里走一趟，裤子就会变成黄色。”看见不少农民在田间地头哭泣，李振声的心被狠狠地刺痛了，“我们国家的粮食当时只有2000多亿斤，减产100多亿斤，就等于是 1/20，20个人里边就把一个人的口粮给拿走了，被条锈病给吃掉了。”

　　也是在这绝望之地，李振声骤然看到了新希望，他发现，小麦旁边的杂草丝毫不受条锈病的影响，“农民种了几千年的小麦，但小麦还是这么体弱多病;野草没人管，却生命力顽强。”对比之下，李振声产生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想法，“能不能把草的抗病基因转移给小麦”，这就叫远缘杂交，这种方法很超前，当时在国际上也没有任何先例。

　　这个设想得到了当时权威植物学家闻洪汉和植物病理学家李振岐的支持，但现实却横亘着三道难关，即杂交不亲和、杂种不育、后代剧烈分化。对于能不能成功，李振声心里并没有底，但既然下了决心，他就想把事情干好。

　　说干就干，他在水土保持研究所的院子种下了从北京带来的牧草草根，还搭建起简易的半地下土温室，只为精心繁殖种子。随后，他又迅速召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科学家，组成了课题组，开启了艰难的科研征程。

　　杂交之路必然困难重重。他首先从数百份牧草中，挑选了12种和小麦杂交，最后只有3种成功了，其中长穗偃麦草的后代长的最好，但小麦与偃麦草属于不同物种，就如同两个有着迥异“性格”和“语言”的个体，它们的生殖细胞很难相互融合，且偃麦草比小麦的花期迟两个月，花期不遇，杂交便无法进行。他和团队成员们不得不每天穿梭在试验田里，仔细记录着两种植物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生长情况，并不厌其烦地调整光照时长、温度等因素，试图找到最佳的匹配方案。

　　这一摸索过程耗费了数年时间，其间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外界也出现不少质疑之声，有人觉得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尝试，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李振声不为所动，他坚信科学探索就是要敢于突破常规，在他心里，只要有一丝成功的希望，就值得付出千百倍的努力。

　　最终，小麦与长穗偃麦草成功实现杂交，这一突破性进展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即使克服了杂交不亲和性的障碍，杂种后代也往往存在不育或夭亡的问题，这是由于远缘亲本在遗传、生理上的巨大差异导致的。杂交种不能发芽，李振声就蹲在田里对一株株小苗逐一排查、鉴定、筛选。每个夏天，他身上都被晒得脱层皮。最终，他不仅成功解决了杂种不育的难题，还创造了新的物种。

　　然而，杂种后代疯狂的性状分离又成为难题。杂交产生的后代呈现出五花八门的性状，有的植株矮小，有的抗病性差……仿佛一团乱麻，让人无从筛选。李振声带领团队年复一年在田间地头风吹日晒，仔细分析每一株小麦的生长特性，运用遗传学知识进行归类整理，试图从杂乱无章中寻找到稳定优良的性状组合。

　　这个过程无时不在考验他们的耐心与毅力。此间，外界的质疑从未间断，不少人认为成功的希望太过渺茫，但李振声置若罔闻，他坚信只要方向正确，就值得坚持下去。

　　选育过程中，恶劣的自然条件也时常来“捣乱”。暴雨洪涝可能会冲毁试验田，干旱又会让麦苗奄奄一息，但李振声和团队总是第一时间奔赴田间补救，并重新规划种植方案，他们就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守护着那些承载着希望的小麦植株。

　　1979年“小偃6号”选育成功。我国著名小麦遗传育种学家庄巧生院士曾评价：“小偃6号”开创了我国小麦远缘杂交品种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的先例。至今，黄淮流域仍流传着民谣“要吃面，种小偃”，足见农民对它的喜爱。

　　1985年，“小偃6号”在我国10个省市推广，年种植面积1000万亩以上，其作为陕西省小麦骨干品种长达16年之久，成为当地种植时间最长的自育小麦品种，并获得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中国国家博物馆还将“小偃6号”标本收录为展品。作为中国小麦育种的重要骨干亲本，“小偃6号”衍生品种达80多个，截至2003年，其全国累计推广3亿多亩，增产小麦逾75亿公斤。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小麦远缘杂交育种的研究过程中，李振声意外发现了蓝粒单体小麦，其解决了小麦染色体工程育种中获得和保存单缺体两大难题。基于这一发现，李振声在世界上首创了一套全新的育种方法——小麦缺体回交法，这为小麦染色体工程育种的实用化开辟了新途径。这一育种新系统，如同一把神奇的钥匙，将原本需要数十年的远缘杂交育种过程缩短至3年，不仅加速了新品种的培育进程，还为远缘杂交育种领域注入新活力。

　　李振声的育种创新成果，从杨凌辐射到全国各地，惠及万千农户，为中国的粮食安全筑牢了坚实的根基。他在杨凌这片土地上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也成为激励后来科研人员不断前行的精神灯塔。

　　“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做工作”

　　战略引领：从“黄淮海战役”到“渤海粮仓工程”到“滨海草带”

　　在我国广袤的农业发展版图上，有两场“战役”熠熠生辉，即“黄淮海战役”与渤海粮仓建设项目，它们不仅关乎粮食的安全，更承载着农业发展的希望与梦想，它们背后的运筹者，正是李振声。

　　197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6095亿斤，到1984年达到8146亿斤，但自1985年到1987年间，中国粮食生产出现三年徘徊，与1984年相比，累计减产965亿斤，在人口持续增长的情况下，粮食安全形势严峻，增产压力巨大。

　　1987年，李振声被调回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主管农业。

　　黄淮海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却有众多的中低产田，尽管如此，这片土地依然被视为破局的关键所在。作为农业科学家，李振声敏锐察觉到其中的机遇与挑战，并主动向中央请战，提出在黄淮海地区进行中低产田治理。

　　1988年2月，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的大力支持下，李振声组织中国科学院25个研究所的400多名科技人员，汇聚成一支强大的科研力量，奔赴黄淮海地区。然而，一到那里，诸多棘手的困难便接踵而至。

　　首当其冲的便是土壤肥力问题。黄淮海地区的土壤肥力参差不齐，缺乏农作物生长所需的关键养分。为解决这个难题，李振声带领团队开始了漫长而细致的土壤检测工作，几乎走遍了每一块试验田，采集了海量的土壤样本，然后，通过反复的分析、实验，制定出因地制宜的科学施肥方案，精准地为不同区域的土地补充缺失的养分。

　　灌溉条件差也是一大拦路虎。当地的灌溉设施陈旧且不完善，水资源分配不均，干旱与水涝问题并存。面对这一情况，科研团队四处考察学习，引入先进的灌溉技术，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加以改良。他们亲自参与到灌溉设施的建设中，在田间铺设管道、修筑沟渠，常常满身泥泞，累得汗流浃背，却毫无怨言。

　　病虫害防治同样不容忽视。当地农作物饱受各类病虫害的侵袭，传统的防治方法效果不佳。李振声组织大家开展了深入的病虫害研究，蹲守在田间观察害虫习性，记录发病规律。经过无数次的试验，终于找到了有效的生物防治和绿色防控手段，减少了化学药剂的使用，保障了农作物的健康生长。

　　这场“战役”持续了整整6年，取得了67项重大科技成果，有2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其中，16项达到国际水平、12项填补国内空白，使得我国粮食产量从8000亿斤增长到9000亿斤，仅黄淮海地区就增产504.8亿斤。

　　这一伟大的成就，为中国农业的发展树立了榜样，被誉为农业科技领域的“黄淮海战役”。

　　让我们跟随时光的车轮继续向前。2010年1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刘小京，向李振声汇报沧州南皮县中低产田增粮设想。要知道，2008年，石家庄粮食单产已达447公斤/亩，而沧州一带只有345公斤/亩。

　　当时，全国粮食产量从2003年起已连增7年，年增长率近3.3%，粮食增产持续时间越长，可能离减产的拐点就越近。基于这个背景，李振声听完刘小京的汇报后非常支持，认为中低产区单产水平较低，增产潜力巨大，他嘱咐刘小京，“科研单位要站在国家层面考虑问题，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做工作。环渤海盐碱地和中低产田是块‘硬骨头’，如果‘啃’下来，对国家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会有很大贡献。”

　　随后的2011年，80岁的李振声建议，将中低产盐碱地的增产计划，从河北扩展到环渤海区域，并提议这个项目叫“渤海粮仓”，一段意义重大的征程再次开启。

　　这一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春节临近时看望了李振声，他对李振声培育的“小偃”系列优良品种、为解决中国人民的“吃粮”问题作出的重要贡献给予充分肯定。李振声深受鼓励，他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汇报了环渤海盐碱地治理等科研工作的进展情况，并下定决心，以老骥伏枥的精神，为国家粮食安全奉献余生。

　　2013年，“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正式启动，82岁的李振声多次到示范点调研考察，这一年，他去了8趟沧州……

　　李振声带领团队精心培育出的耐盐小麦品种“小偃60”和“小偃81”等，能在含盐量颇高的土壤中扎根生长，为盐碱地的粮食种植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同时，他们研发的“咸淡水分根交替灌溉技术”，巧妙地利用起当地的咸水资源，既节约用水，又让小麦茁壮成长。在河北、山东等地建立的36个试验示范基地，也犹如星星之火，迅速燎原。

　　从2013年到2017年，“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5年累计示范推广8017万亩，累计增粮210亿斤，节本增效155亿元，节水43亿立方米，不仅有效保障了区域的粮食安全，也提升了土地的综合生产能力，带动了大批农户增收致富，为我国在中低产田改造及粮食增长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并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

　　随后，为确保我国饲料粮安全，2020年，年近90岁的李振声再次提出建设“滨海草带”的设想，寄望通过种草养畜，实现我国环渤海地区难治理的1000万亩滨海盐碱地的高效利用，以期解决我国盐碱荒地利用与当前我国严重依赖进口饲料粮的问题。

　　“滨海草带”项目启动之初缺乏资金，是李振声拿出20余万元奖金支持团队购置农机和农具。偃麦草种子过轻，不易机器播种，他就用面粉把偃麦草种子包裹成药丸一样的丸粒……

　　可以说，从黄淮海中低产田治理，到“渤海粮仓”，再到“滨海草带”，李振声的战略引领始终贯穿其中，他所做的一切，不仅是为了增加粮食产量，更是为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固防线，为让中国农业在新时代的浪潮中能够始终稳步前行!

　　“为国家多培育好苗子、多产些粮食比啥都重要”

　　精神传承：从科研耕耘的执着到激励后学的奋进

　　在科研耕耘的漫长岁月里，李振声展现出坚韧不拔的非凡毅力。

　　早年间，远缘杂交育种是一项前无古人的艰难挑战，面对一次次失败和外界的诸多质疑，李振声从未有过一丝退缩的念头。曾经，在研究的关键阶段，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几乎毁掉了试验田里的大部分样本，团队成员陷入沮丧之中，可李振声只是默默卷起裤腿，走进泥泞的田里，一边扶起倒伏的麦苗，一边鼓励大家：“只要苗子还在，希望就在，咱们从头再来就是。”

　　同事们记得，为观察小麦在不同环境下的生长状况，无论严寒酷暑，李振声总是亲自穿梭在田间地头，记录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数据与观察的心得;为看苗情，他曾每天步行往返20里路;为解决杂交品种不能发芽的问题，他会蹲在田里逐株排查;播种、收麦、拉车、脱粒，他都会亲力亲为……他就像一位执着的农夫，守望着那片充满希望却又布满荆棘的科研田地。

　　学生周汉平曾讲过一件事，有一次秋雨连绵，一下半个月，如果种子播不下去，就会很耽误时间，研究工作也会受影响，所以冒雨也得播种。当时地上泥泞不堪，周汉平干起活来有些粗糙，李振声发现后，发了很大脾气，严厉告诉周汉平，“雨再大，也要按照规矩来，必须在很严格的条件下，才能看到遗传上的差异!”说完，李振声便亲自示范，那份严谨让周汉平受益终生。

　　对于指导学生，李振声更多是从大方向上把关，学生陈化榜谈及恩师的指导原则就是“科研创新要接地气，要跟着国家的需求选择自己要做的事情”，而这也是李振声一生的科研写照。

　　当年卸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后，李振声就在昌平平西府建立了一个新的育种基地，没有卫生间、没有围墙、没有通路，他就戴个草帽、带上饭盒，在田里一待就是一整天。在这里，他开创了小麦磷、氮营养高效利用的育种新方向，发现了一批“磷高效”和“氮高效”小麦种质资源，这也成为“第二次绿色革命”育种的开端。

　　对待学生，李振声总是倾尽全力去培养。每年入冬前，李振声都要带学生去田里看小麦的苗期繁茂性，早春去调查小麦的抗寒性，五六月在田里指导选种。他手把手教学生如何分辨麦苗的细微差异，如何从植株的生长态势中发现问题……他告诉学生们“农业科研，双脚不沾泥土可不行，实践出真知啊。”他在科研中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也带动学生们养成了严谨的工作作风。

　　让学生们印象很深的，还有他平等包容的领导风格。在科研项目讨论会上，他总是耐心听取每个人的发言，并认真记录。对于年轻人提出的创新观点和关键技术难题，他从不轻易否定，而是会耐心地分析其中的可取之处，并与大家一起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和优化，这不仅激发了团队成员的创新热情，也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挨过饿，李振声最懂粮食的珍贵，在女儿李滨的印象里，父亲从没说过哪顿饭“不好吃”。当年在陕西插队，他就和农民打成一片，农民吃啥，他吃啥，同事穆素梅还记得，“很多时候就是一碗面条，加点醋和盐，但不管什么饭，李先生都吃得下。”

　　后来回到北京，每次实验室开完组会订饭时，李振声就只点一碗牛肉面，因为怕吃不了浪费。他的餐盘里从不剩一粒米，要求学生也要做到。侄子李亮回忆，“在我们小的时候，他就让我们珍惜粮食,去他家里吃饭,不允许浪费,剩下的东西要全部打包。”这就是李振声对粮食的珍爱和敬畏。

　　40岁学英语、50岁学电脑、80多岁学用微信交流，李振声样样没落。90岁后，虽不能亲自到田间地头，他就用微信了解各种情况，在学习上，他总是保持着与时俱进的心态。

　　但生活上，李振声却始终抱有一颗平常心，住的还是单位分配的老房子，生活也简单朴素，一些课题组聘请他做顾问发工资时，他都会谢绝，“不愁吃、不愁喝，够花就可以了”，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科研和培养人才上，他讲，“我这一辈子，就和小麦打交道最自在，能为国家多培育些好苗子，多产出些粮食，比啥都重要。”

　　2007年，李振声获得“2006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将个人获得的奖金全都捐给了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这笔资金最终设立了“振声奖学金”，如今，已有15批次优秀研究生获得此项奖励。

　　李振声认为，荣誉归于集体，奖金也应归于集体。

　　1985年“小偃6号”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奖金3万元，在人均月工资不到100元的年代，李振声如此分配：课题组10人和其他对课题有过帮助的研究所司机、食堂大师傅、县种子公司等人，每人1000元;2017年，李振声团队获得一项省级奖励10万元，他却婉言谢绝，并回复“把这些奖金给更需要的科研人员，鼓励他们多搞出点成绩来。”

　　坚韧、包容、重实践、淡泊名利、以国家人民需求为己任……李振声的优秀品质与崇高精神，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无数后学的科研之路，也让其所代表的科学家精神，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中，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