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组令山东人自豪的数据：全国首个农产品出口规模超千亿省份，2018年农产品出口产值达1150亿元，占全国农产品出口的22.7%，连续20年领跑全国。

　　与此相伴随的则是，这些年来贸易壁垒层出不穷，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呈扩大之势，一些进口国管控措施不断加强，提高了进口农产品的检验检疫要求和技术标准，技术性贸易壁垒越来越严重。

　　一边是壁垒高筑，一边却能稳健前行，山东是如何做到的?这些年，山东农产品出口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积累了哪些跨越技术壁垒的奥秘?当前企业还面临哪些问题和诉求?前不久笔者赴农产品出口大市潍坊和烟台，走访企业、参观车间、与政府部门座谈，进行了深入的采访调研。

　　国外技术壁垒高筑，该以何种态度应对?

　　在山东调研，从省里到县里、从政府到企业，谈起农产品出口，必定会提及13年前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实施之初所带来的剧烈震荡、惨重损失，以及此后的绝地奋起，听来颇为惊心动魄。

　　关于山东农产品出口的故事，甚至可以从30多年前讲起。

　　山东是全国农业大省。因与日韩地处同一纬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人就把农作物移到山东种植，种植成功率高，加上海运便捷，蔬菜贸易迅速发展。农产品对日出口便顺理成章发展起来。

　　真正的考验是在2001年我国加入WTO之后。

　　国外技术壁垒不断高筑。自2002年起，许多进口国都提高了检验检疫的标准，日本规定从我国菠菜中毒死蜱的检出限量不得超过0.01ppm(百万分率)，高于对本国同类蔬菜检测限量的100倍;一些主要进口国还有针对性地加强了对输入深加工水产品添加剂多磷聚酸盐、贝毒等检测的限制性措施，检测要求十分苛刻。尤其是对进口禽肉的检测，不厌其烦、不厌其精。

　　2006年5月，更是成为一个历史节点，日本开始实施《肯定列表制度》，这是世界上最苛刻的食品安全卫生标准。其中，对264种食品中使用的734种农药、兽药及饲料添加剂设定了51392个严格的残留限量标准，没有明确的农残限量标准一律按照0.01ppm，其苛刻程度达到了极致，大幅提高了进口食品农产品的准入门槛。

　　潍坊，一直担任着山东乃至全国农产品出口的主力军，更是处于风口浪尖之上，最先受到冲击。据介绍，这导致了当年潍坊的生姜产品先后27次被检出农残超标，惨遭销毁和通报，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企业懵了，农户也懵了。

　　寒流接踵而至，该何去何从?以何种态度应对?

　　就此放弃出口显然是不可能，因为它联结着多年培育的蔬菜产业、产业链上的众多农户和企业;单纯向企业施压意义不大，农产品出口已不只是企业的自主行为，而是全社会的事情，靠单个企业做不到，靠分段管理的单个部门也管不了管不好;怨天尤人同样于事无补，采用显性技术措施维护本国利益，是世界通行做法……要跨过这道坎，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提高自己，用优良品质跨越国外技术壁垒。

　　必须政检企齐心协力，部门联动齐抓共管，形成提高农产品品质、跨越技术壁垒的钢铁联盟，才能做好促进农产品出口这篇大文章!这是当年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形成的高度共识。

　　潍坊海关查检二科科长李建军2003年进入检验检疫系统，见证并参与了这十多年来农产品出口发展的全过程。“2006年，好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不能坐视不管，但也不能管死了，还得让产业发展。记得肯定列表出来后，我们整整俩月都在研究，哪些是高风险农药、种植过程中用了什么农药，一项一项对着细抠。”李建军说，“回头再看，当时整体决策和应对举措太重要了!如果思路方向不对，也许许多产业就没了，要么死了，要么就迁移了。可是现在你看，这十多年来，正好成了安丘乃至潍坊农产品出口大发展的时期。”

　　如今在潍坊，人们会津津乐道，“如果说，寿光是全国人民的‘菜篮子’，安丘就是世界的‘菜篮子’。”作为全国蔬菜出口第一大县级市，安丘年出口蔬菜75万吨，出口68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值约6.5亿美元，约占山东省22%、潍坊市的71%。其中安丘生姜，出口量约占全国六成。大姜、大葱、圆葱的出口货值分别占潍坊市的92.6%、75.5%、73.4%。

　　烟台人也会自豪地说，全市农产品出口额2018年达34.47亿美元，占全省1/5，全国1/20，居地市级首位。仅一个龙大集团，其出口冷冻菠菜就占到全国的1/5，粉丝类产品在日本市场占有率达到40%。

　　回顾入世以来山东农产品出口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条脉络：一条是技术壁垒不断加码，门槛不断被抬高;一条是以高品质应对，在跨越中稳健参与国际竞争，占有着越来越稳固的出口份额。

　　“安丘模式”，最值得推广的经验是什么?

　　如何打造农产品出口的高品质?

　　这还得从2006年说起。面对巨大压力，山东在全国率先颁布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地方性法规《山东省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2006年)，决定先从日韩市场为主、出口集中的潍坊安丘市开始试点，开展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域化管理。

　　“安丘模式”由此而产生。经过多年的摸索，安丘已探索形成了“政府主导、科学指导、龙头带动、部门联动、全民行动”的管理机制，健全了组织领导体系、质量标准体系、控制管理体系、检测监控体系、查询追溯体系、科技服务体系、多元化市场体系、诚信管理体系等“八大体系”，构建起了“源头控制、过程监管、产地准出、市场准入”的“四道防线”，实现了源头无隐患、投入无违禁、管理无盲区、出口无障碍，打造出了享誉国内外的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2017年，山东省在全国首创“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省”，区域化管理从“安丘模式”“潍坊经验”到全省推广，上升到国家标准，并在全国359个市县推广。

　　这些年，优质安全成了安丘农产品的最大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也成为出口持续飞扬的密码。“安丘模式”的精髓到底是什么?

　　“‘领导体系’可以说是‘八大体系’的龙头。2007年安丘市专设了副县级规格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办公室，简称‘农安办’，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机构，好多事没法统筹协调监督。”安丘市副市长赵祥永深有感触地对笔者说，“正因为农安办有专职人员干事、有明确的职责任务，把企业个体做不了的事管起来，一切才能落到实处。”

　　李建军深有同感，“多个部门联动非常有必要，农安办就是一个综合协调各部门职能的常设机构，这样就能把各个部门漏下的活干了，把职能不清以前没人干的活也干了。只有机制职能理顺了，其他具体举措才能顺畅实施。”

　　要用国际化标准来净化源头，接下来，质量标准体系、控制管理体系、检测监控体系、查询追溯体系就是相并行的“四驾马车”。

　　——制定接轨国际的农产品质量标准。坚持“有标贯标、无标建标、缺标补标”原则，参照日本、欧盟等国际农业操作规范，制定了安丘大姜、安丘大葱、安丘肉鸡等6大类农业标准综合体，生产技术标准200多个，逐步形成了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为主体，地方标准相配套，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农业标准体系。同时，安丘积极鼓励、帮助龙头企业采用国际标准进行生产加工，多个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通过欧盟GAP和日本JAS有机食品认证。

　　——强化对农业投入品的严格监管。对农业投入品严格实行告知备案、连锁直营、联合执法封闭式管理。同时，将农产品质量监控关口前移，把用肥、用药、大气、水质和种植区的环境要求全部纳入新的质量控制体系。

　　——实现全过程无缝隙的检测监控。“你送我检、政府买单”，投入3000多万元，整合政府、企业和社会检测资源，改造提升市级食品农产品检验检测中心;在全县设立600多个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点，对安丘农产品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包装运输、仓储配备等全过程实施检测，形成了无缝隙监测网络。

　　——实现追溯全覆盖。全区域、全品种、全产业链覆盖，完善升级追溯查询平台，对农产品实行“数字化”“身份证”式的标识管理，做到了源头可追溯、流向可追踪、信息可查询;按照全行政区域覆盖、品种逐年扩大的原则，在全市全面推行以二维码追溯管理为核心的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制度;探索建立农产品安全指数发布制度。

　　赵祥永说：“这些年大家的意识都提高上来了，不管是不是出口，从地里一出来就要检测，内销的也是一样，不用等到出口环节再进行检测。”

　　在国际市场不断取得突破的同时，潍坊提出“一个标准统筹两个市场”的发展思路，由农产品专注于出口、向国内外两个市场并重转型，整合出口标准和国内标准，在拓宽国际市场的同时，做到国内外市场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实现了以外促内带动转型升级。

　　面对存在问题和企业诉求，下一步需要怎么做?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经历过风雨、见识过风浪之后，潍坊烟台两地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面对中美贸易摩擦，都似乎显得波澜不惊。企业普遍反应是，“这些年出口市场的结构逐步优化，美国并非我们的单一市场，总体影响不大。”

　　政府部门在提供公共服务、帮助企业破解出口壁垒方面也越发得心应手。山东农业农村部门在全省选择60家代表不同品种、不同市场的出口企业建立监测点，企业每月上报出口产品、数量、价格、目的国别地区等数据。通过汇总整理和专家分析，加强对农产品出口市场动态变化和发展趋势的跟踪研究，为领导决策和企业经营提供服务。同时，对企业遇到的贸易壁垒问题，及时与商务、海关等部门会商推动解决。如，潍坊组织开展由全国蔬菜专家参加的技术性贸易措施评议活动，最终促使韩国取消泡菜中虫卵批批检测要求，日本取消针对菠菜的毒死蜱检测证书要求、提高洋葱噻虫嗪限量要求，韩国提高了蒜薹中的异菌脲限量要求。

　　同时笔者也了解到，仍有一些突出问题亟需引起重视。比如，产业档次低，出口农产品附加值低，不少企业规模和档次不高;出口自有品牌比例偏低，国际竞争力不足;国内生产加工成本持续上升，低成本传统竞争优势明显削弱，部分订单转向周边国家，最终导致部分国际市场份额流失;全球经济低迷，贸易壁垒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不断加大，一些国家针对我国进口蔬菜、果品、肉制品等相继出台了一些限制措施，或是缩减进口配额，提高缴税幅度，或是增加检测项目，提高抽检比例，这种直接或隐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普遍加大了我国出口企业的贸易成本，压缩了利润空间，导致出口风险和难度加大。

　　同时，企业也有一些具体诉求：

　　有企业反映，由于从东盟、欧盟和CPTPP成员的进口关税低于中国，一些日本客户已将农产品订单转向西班牙、泰国、越南等自贸伙伴国。企业强烈呼吁，尽快与日本等主要出口市场达成自贸协定，争取使我国农产品出口与竞争对手处于同一起跑线。

　　日韩对部分产品“批批检”延长了通关时间。即使十多年来企业出口无任何不良记录，日韩也不实行抽检而要求“批批检”。许多企业反映，牡蛎、活鲜贝类等水产品出口日韩均需“批批检”，花生类产品、豆瓣酱等产品出口韩国需“批批检”。

　　欧盟方面，对我国出具的合法捕捞证书不认可。西班牙和葡萄牙部分港口并不认可我国注册的远洋渔船捕捞的产品，认为船只必须在欧盟注册才符合规定，且各港口海关执行标准不一，造成很大不确定性。另外，欧盟每年仅给予中国熟制禽肉2万吨左右配额，还不够一个厂的生产能力。

　　还有的企业建议，由于国内人工成本不断上涨，且劳动力越来越短缺，为应对来自东南亚等区域的竞争，企业必须提高自动化水平，对设备进行改造升级。希望对此类设备进口给予关税、增值税优惠。特别是优先考虑环境评价、信用评价等级优良的企业，并简化办理手续。

　　针对这些情况，应从国家层面考虑予以解决。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争取更有利的农产品出口关税优惠;加强双边农业合作，在高访、互访、政府间农业合作机制中，针对企业提出的具体问题进行磋商，务实推进农业经贸合作;企业就税收、产品准入、加工贸易等方面提出的问题，应加强与财政、海关、商务等部门的沟通，多部门协调解决，一些需要先行先试的政策措施，可探索在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开展试点。

　　为加强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管理，提高产地准出工作的真实性和实用性，安丘市开发了专门的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信息管理系统，同时加强全过程无缝隙的检测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