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国历史的长河,隘口处往往短暂却格外醒目。
那里激流涌荡,暗流回旋,却决定性地改变了河流的方向。待水出隘口,往往一泻汪洋广似海,其道大光绚如日。
改革开放40年,在时间长河中,不过白驹一隙,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改革创举,永久改变了国家的前程,也扭转了无数人的命运。
当目光聚焦到农产品市场,40年,从吃不饱到吃得好,从自给不能自足到买全球卖全球,我们见证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也聆听到了新时代改革开放的足音。
改革从肚子开始
悠悠万事,唯食为大。宏大,落到个人身上,有时候就是一碗米饭的事。
时间回到1978。
尽管当年中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3亿吨,达到3.04亿吨,全国却还有4000万户农民的粮食只够吃上半年,更有几百万户农家,从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济、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在偏逢旱灾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全队20户里,只有2户没有要过饭。
在900公里外的北京城郊结合部,丰台区花乡新发地村,电影放映员张玉玺忙着摆弄露天银幕,“架两根儿杆,一根绳儿拴上砖头一扔,就把幕拉起来了。”前年从海军复员返乡的他,年轻,浑身是使不完的劲,还兼任村里的统计员。
在吃的方面,和他的影片一样,张玉玺并没有太多选择。当时国家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限制城乡集市贸易,严禁民间长途贩运。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只能卖给国家;买什么,买多少,也由国家按照粮票等票证制度,统一销售(配给)。在张玉玺回忆中,“村里农民种了菜,都交给北京市二商局的右安门菜站”。
历史,似乎在悄然间,进入了拐点,而人心思变久矣。
为了吃饱饭,当年11月24日夜里,小岗村18位农民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准确地说,他们应该叫社员。作为“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社员,带头人之一的严宏昌心里明白他们在干什么,“哪怕坐牢,如果能亲眼看到他们吃上一顿饱饭,我认了。”
他们没曾想到,薄薄一张契约,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改变他们的身份,并预示着一场大变革的开始。
此后不到一个月,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值严冬,春雷已经响动。在农村工作方面,全会第一次提出了要发展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其中包括“联产计酬责任制”,这为日后的农村改革埋下了伏笔。
“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恩格斯的名言,成为历史真实的写照。改革自肚子开始,却绕不过头脑。改革要解决的,与其说是吃饭问题,不如说是头脑问题。
小岗村农民的肚子问题,如同当时的很多问题,在千里之外的北京,都被许多人认为是头脑问题,是个人“小惠”与集体“大义”的问题,是姓什么的问题。
对小岗人而言,那些问题显得有些遥远。他们只记得,大包干后的第二年,小岗村迎来了大丰收,并十多年来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了余粮。只是争议还在,仍然很大。小岗村农民的肚子饱了,心却始终安定不下来。
邓小平关键时刻的谈话,云淡风轻,没有多少口号,给他们吃了定心丸,也扭转了乾坤。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就农村问题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万山不许一溪奔,堂堂溪水出前村。改革的种子早已埋在人们心中,一旦突破了头脑的禁锢,种子便会发芽,梦想就会生发。
1982年,中央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也在这年,张玉玺被村里派去农业大学进修。3年学成归来,张玉玺成了一名村干部,农村也已换了模样。
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加上国家大幅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以及化肥等农资使用量增加,使得中国农产品产量大增。到1983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3.87亿吨。1984年更是突破4亿大关,达到4.07亿吨。绝大多数农户已经解决温饱问题。多余的农产品,他们渴望拿到集镇上去交换成其他生活必需品。
从生产到交换,是社会再生产自然而然的过程,但要在前面加上“自主”两字,就成了“天大的事”。
不过自1979年起,随着改革的推进,农产品流通管制也在逐渐放宽。1983国家对农民完成统购派购任务后的产品和非统购派购的产品,允许多渠道经营,并颁布了《城乡集市贸易的管理办法》,确定了集市交易的法律地位。曾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的农贸自由市场恢复了。
随着农村改革的两大核心——土地制度和农产品流通体制开始突破,人民公社1984年退出了历史舞台,社队企业也随之成了乡镇企业。农产品产量大幅提高,市场流通逐渐活跃,我国农村经济开始了一轮超常规发展。
多数小岗人在大包干后几年内,搬出了茅草房,住进了砖瓦结构的新平房。在社员身份终结之后,因为土地属集体所有,他们已不再是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时期的农民了。为加以区别,《人民日报》在文章中称其为“相对独立商品生产者”。
时至今日,大多历史学家,都将1979—1984年视作改革的第一阶段。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固化的思想是改革最大的敌人。就在这个时间段里,改革从薄弱之处——农村突破,并撕开了一道口子,让思想解放之光照进了现实,直射土壤。
市场的力量
随着农产品产量和收购价格的提高,统购统销制度使得财政不堪重负。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实行了32年的统购统销制度开始逐步瓦解。
这年,北京市开始“打开城门,放开价格”。肉、蛋、蔬菜等5种农副产品的价格放开,同时允许各地农产品进京。新发地村的菜农们种了蔬菜无人收购,开始为自家蔬菜找销路,纷纷在村口的路边摆摊卖菜,自发形成了农贸市场。
“每天早上4点钟天不亮,在十字路口,城里的贩子来买,当地的农民蹬着三轮车就来卖,后来菜摊越来越多,把路都堵死了。”作为新发地的一名村干部,张玉玺早已不再摆弄他的露天银幕了。他有了新任务。
面对这个早晨八九点钟“闭市”,留下一地狼藉的市场,张玉玺每次都要清扫残留,外加带着联防队“轰人”。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菜农们“天天轰,天天来”,与他打起了游击战。
到了1988年,张玉玺的命运再次发生转折。村书记拍板,建立新发地市场,张玉玺任总经理。他们可能都没想到,30年后,这里会成为亚洲交易规模最大的专业农产品批发市场,担负了首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产品供应。
在全国,在集贸市场基础上建立农产品批发市场成为普遍现象,并形成了由批发商、农民经纪人、中介流通组织、农产品加工企业组成的市场流通队伍。自由产销的新兴批发市场逐渐成为农产品主要物流通道,并拉开了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的序幕,也为农村市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农村开始了新一轮发展浪潮:兴办乡镇企业、推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规模农业。小岗村还沉浸在改革标杆的喜悦当中。
严宏昌有些坐不住了。在自费考察江浙经验之后,他动员村民们办企业,但最终因意见不一无疾而终。错过了这波乡镇企业的发展浪潮,严宏昌至今耿耿于怀。与此同时,村里开始有年轻人离开家乡,其中也有他的儿子,严余山。在沿海的工厂里,他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农民工。
改革只有进行时,哪怕总有人想要停下。
这段时间,农产品的市场化进程更像是被发展的势头推着不断往前,尽管有所反复,终究,形势比人强。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全面转入市场经济的轨道。
就在1992年,蔬果、食油、肉、蛋、菜、糖等农产品价格在全国范围内放开。具有战略意义的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国家采用双轨制的市场化改革模式。1993年,国家全面取消粮票。但直到2004年《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出台,使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阻碍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最后一个堡垒才被攻克,我国农产品市场化流通体制真正形成。
农产品对外开放虽迟于国内市场改革,但对外开放的步伐一点也不含糊。国家在减少国营贸易商控制进出口的同时,逐渐削减农产品进口关税。1992年,我国农产品进口平均税率为42%,1998年已经降到24%。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又降到11%。农业对外开放使中国农产品市场逐渐同国际市场整合起来。
经济发展的实践一再表明,只有当稀缺资源的产权被清晰地加以界定的时候,市场才会是有效率的。家庭联产承包制,让农产品的生产者,清晰地看见了自身和集体之间边界,获得自主经营权。而作为一种商品,农产品的交换过程中,市场主体也在不断拥有更多自主权。
纵观1985-2004年的农产品市场,计划经济逐步退出,市场经济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有一条不变的主线,就是给予市场主体更大的自由,保障市场主体更多的权益。农产品市场化的历程,一言以蔽之,就是产销自由的历程,也是市场主体权益逐渐得到保障和彰显的历程。
权衡是门大学问
从1992年正式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和2017年党的十九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表述,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地位日益牢固。
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着日益重要作用的同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日益老道。最明显的表现,是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服务业,总是先易后难,逐渐推开,始终把握着市场化的渐进节奏。
就农产品市场而言,在改革初期,并没有马上废除计划经济体制,而是把市场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补充。在改革中后期,才逐渐退出国家统购统销和国家定价的市场体系。
在农产品种类方面,改革也是先从蔬菜、水果、水产品和部分畜产品开始,逐步放松市场交易的地域限制,再分阶段地推向粗粮、主要畜产品、糖料、油料、大豆、棉花和三大主粮。对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则采用双轨制的市场化改革模式,其中最具战略意义的粮食,也经历了最长的改革历程。
孟子言,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举一而废百。中庸之道是权衡之道,也是实事求是之道。改革开放的40年,是实践的40年。实践的美妙与复杂之处,在于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的价值取向能够指导一切。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其间权衡是门大学问。
事实上,在农产品市场改革的不同阶段,都能看见政府的担当、作为和权衡。
1988年,为缓解农副产品紧缺的问题,农业部启动了“菜篮子”工程,短短几年解决了城市的农副产品供应问题。随着形势的发展,又从生产、流通、质量和政府调控等多环节入手,优化了产品区域布局,不断提升标准化水平,大幅提高了农产品质量水平。
20世纪90年代末期,农业税及依附其上的各种费用(三提五统),让农民不堪其苦。2000年,国家开始农业税费改革试点。2003年全面实行,2004年开始降减,直到2006年全面取消,实行了2600年的农业税制度成为历史烟云。
与此同时,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来,受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影响,政府调控农产品市场的难度和代价越来越大。针对发达国家成员的补贴,国家开始研究直接补贴问题。2002年,开始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作物良种补贴试点。
尤其是在粮食连续5年减产之后,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于1986年之后再次聚焦“三农”问题。为了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在减税,全面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等直接补贴之外,另一种补贴,保护价政策也于2004年登台,即国家划定一个最低价,当市价低于保护价时,国家按照保护价敞开收购。对小麦、稻谷的保护价政策,是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玉米、棉花、大豆等的保护价政策,是临时收储政策。
一减多补,标志着农业进入全面支持和保护的时代。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的意见》又明确提出,要改造和新建一批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和菜市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凸显,政府也在写就放管服的大文章。
在经历20世纪90年代中期具有公益性质的“官办”批发市场市场化改革之后,2014年,商务部重启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试点建设。截至2017年,全国已建成253个公益性批发市场和5291个公益性零售市场,初步形成了覆盖国内大中城市、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益性农产品市场体系。
2014年开始探索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积极推动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收储制度,在稳定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基础上,开展玉米收储“市场化收购+补贴”的改革;启动了棉花、大豆目标价格补贴试点,2017年将大豆目标价格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补贴”的新机制。
农业系统不断加强市场信息服务,信息预警服务提档升级,信息进村入户激活农村潜力;田头市场正在将农产品“存得住、运得出、卖得掉”变为现实,农业生产要素市场表现活跃,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等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农村集体资产开始活化;市场主体能力大幅提升,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迅速。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信息化产销,品牌化营销,使更多安全优质的农产品“产出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了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在新时代,小岗村和新发地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2014年,严宏昌一个电话把曾经屡次返乡创业的严余山叫了回来。这次又回到家乡,他创办了一个网店,售卖家乡的各类土特产。今年4月,小岗村自己的电商平台正式上线,开通了50个特色产品网店。电商平台负责人就是严余山,在电商、创客、新农人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小岗村党委委员。
而2016年试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以来,小岗村今年2月实现了村集体资产收益首次分红。全村4288位村民每人领到350元的分红款。他们都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股东。
2015年,新发地村党总支书记、新发地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玉玺也有了一个新搭档,新任命的新发地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月琳,已经跟他干了10年的儿子。
今年,在全国4600多家农产品批发市场中,新发地市场交易量、交易额已连续多年双居第一。新发地的农产品来自世界各地,其价格指数也早已成为引领中国农产品市场的风向标。而这名学医出身,干过放射科大夫、杂志社编辑的总经理,更梦想着如何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把新发地批发市场改造成花园式的城市配送中心。
未来已来,唯有革故,方能鼎新。
回望改革开放40年,在并不显眼的农产品市场一隅,同样波澜壮阔。先辈们胼手胝足,筚路蓝缕,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在向他们致敬的同时,或许我们更须牢记,改革仍在路上,是河流就有涟漪,是征途就有路转,风物长宜放眼量,只要坚持解放思想,跳出与时代不符的条条框框,坚持保障市场主体正当权益,激发市场活力,坚持实事求是,按照规律办事,就一定能够迎来似海的前程,成就伟大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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