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餐时,看见碗里盛上用外地稻米做出来的白米饭,北京海淀区文化委退休干部魏淑文总会感慨万千,白米饭依然是白米饭,而此白米饭非彼白米饭。令魏淑文魂牵梦绕的白米饭是陪她一起长大、承载着童年记忆和青春岁月的京西稻。此水稻米粒圆润透明,蒸出来的饭光滑洁白、软硬适度,略带黏性,吃起来细腻、清香。对于像魏淑文一样的大多数老海淀人来说,他们的青春大多是与京西稻的插秧、薅地、收割、装车运稻、打稻子、扛麻袋捆绑在一起的。没有了京西稻,他们的青春岁月几乎没有了载体。
京西稻,顾名思义,是指产自北京市西部的稻米。与其他地方水稻不同,京西稻曾有过一段辉煌的过去,独一无二,不仅具有厚重的文化底蕴,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水稻文化。经过历史的洗礼,京西稻并没有消失,而是成为海淀区农业最具代表性的品牌和特色产业。如今,京西稻主要分布于海淀区西山东麓沿线,包括上庄镇的西马坊村、东马坊村、上庄村、常乐村,四季青镇的玉泉村,西北旺镇的永丰屯村,共6个行政村及国家级翠湖湿地公园和海淀公园等地。近年来,京西稻通过文化创新、绿色发展等方式,实现了产品价值和文化价值齐头并进。
从皇家御稻到百姓口粮
稻得益于水,水养育着稻。平均一公斤稻米得消耗1吨水。京西稻区地处海淀西山东面洼地,水资源丰富,充分满足优质水稻的生长需要。过去,万泉庄更是因其有数不尽的泉眼而得名。
海淀区水稻种植历史悠久,三国曹魏时期之前就开始建渠种稻,至今已有近2000年历史,但真正形成京西稻,要从清康熙年代说起。公元1691年,康熙南巡时,带回一个稻种,并在玉泉山开辟一块稻田进行试种,他还在京城中南海丰泽园开辟稻田,种植水稻,育成了一个早熟、质佳、适应性广的水稻新品种——御稻。为了提高京西稻种植水平,康熙还编制《御制耕织图》,向农民普及京西稻的种植技术,从而为京西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至乾隆朝后期,京西稻种植面积已达一两万亩。
京西稻历经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130多年的稻作经营,达到了鼎盛时期,完成了京西稻南稻北栽的全部发展过程,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皇家“御稻米”稻作文化,即京西稻作文化。但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稻田是御田,归朝廷所有,不许稻农进行稻谷交易,因此稻农们辛苦劳作一年,却吃不上自己种的一粒稻米。
晚清时期,随着稻田面积扩大,江南稻米北运增多,海淀一带拥有稻田的富人增多,民间开始收购和贩运京西稻。海淀青龙桥一带的饭馆中也可以吃到京西稻米饭。1954年,京西稻由国家统一收购,并上调到专门的仓库保管。种植京西稻的上庄镇村民除了每人一年分到5斤大米的口粮和种子之外,其他的京西稻米全部上缴到国家粮库。入库的京西稻谷由西直门粮库加工成“特供”大米,作为中央机关用米。
20世纪70年代,“以粮为纲”政策使京西稻的生产受到国家重视,到1980年代,京西稻的种植面积达到了顶峰,接近10万亩。1980年代后,由于水稻面积增加,产量提高,京西稻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
也是从1980年代开始,海淀区地下水位严重下降,到现在差不多下降21米。海淀区的水资源已然不能满足水稻种植的需求,京西稻种植面积逐渐减少。2000年以后,被称为京西稻故乡的六郎庄村3000多亩京西稻调整为林地,仅保留17亩稻田,300多名稻农转为林业工人。从这年起,海淀区传统种植业、养殖业大幅度退出。当年压缩水稻种植面积45149亩,压减比例达81%,节水近2000万吨,相当于50万人口一年用水量。2003年,全区粮食面积比1999年减少60.5%,其中水稻面积减少了92.4%,而果树面积则增加了61.5%。如今,京西稻种植面积只有2000余亩。
2014年,京西稻被农业部登记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2016年,京西稻还通过“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示范样板创建”验收,地理坐标为:东经116°09′35.71″~116°14′06.18″,北纬40°04′46.99″~40°09′34.34″之间,也就是说,只有这个特定区域生产的稻米,并且生产过程符合农产品地理标志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的水稻,才能叫作京西稻。
京西稻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从多到少,从少到精的曲折过程。时至今日,京西稻种植实现了与北京城市绿化带建设的紧密结合,把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大城市绿化带建设结合起来是京西稻种植中的创造性举措。
从产品价值到文化价值
海淀区北坞公园是皇家稻米的原产地之一,稻田里树着一块块牌子,标记插秧、一耕、二耕等水稻种植环节,并对每一项列有详细介绍。这里大约种植300亩水稻。每逢节假日,许多市民来公园游玩,在这里他们还可以了解到京西稻的种植历史和文化。来自海淀区的程先生表示:“公园里种植京西稻比种草好多了,稻米不仅能起到绿化作用,还能传播水稻文化知识。”尽管京西稻种植面积有限,但京西稻在发展中,着眼于自身长处,从“文化”方面挖掘自身价值。
在京西稻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来自黑龙江的卢长江。2008年的一个晚上,卢长江与时任海淀区上庄镇西马坊村的村主任魏海军聊天,也就是这次交谈,让卢长江第一次了解到京西稻,他被京西稻辉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底蕴深深地吸引。2009年春天,卢长江赴老家东北考察东北大米,通过考察,他更坚定了种植京西稻的决心。“我小时候东北是不种大米的,东北的水稻算是后起之秀,而海淀的京西稻则是一个老字号品牌,含金量和潜力都很巨大!”就这样,卢长江便开始了他的京西稻事业。
卢长江成立了大道农业公司,与上庄镇组成联合体,上庄镇负责土地,他负责技术和市场开发,做京西稻品牌。但仅仅靠一腔热血是无法干出一番事业的,这需要大量的前期准备。市场分析定位成为京西稻种植的头等大事。过去京西稻面积减少,一方面是因为水资源缺乏,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城镇化发展,农业用地和人口逐渐减少。如今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卢长江认为,京西稻不能单纯靠种植与销售,“原生态食品与原生态农庄文化”这种生态食品与生态文化的有机结合将成为京西稻获得重生的新途径。
今年年初,卢长江承包了10亩地用于京西稻种植。不用除草剂、不施化肥,走绿色发展之路。他在水田里放养了70只鸭子。鸭子吃水田里的草,粪便可以当作有机肥料,这样,不仅可以保障土壤肥力,而且可以促进农业循环发展。此外,他将水稻与餐饮、教育、文化相结合,将一产与三产融合,发展休闲农业。
京西稻的独特性在于它独一无二的文化背景。卢长江在开发京西稻产品价值的同时,更注重文化价值的探索。卢长江现在经营着他的快乐农庄和10亩京西稻。他说,“文创”把京西稻价值发挥到最大。他表示,京西稻通过与故宫、颐和园等皇家文化景点合作,把京西稻产品放置景点商品处,为的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尝到、买到京西稻,扩大京西稻品牌影响力。
京西稻的文化价值是无可替代的,传统农耕文化和皇家宫廷文化成就了京西稻的金字招牌。今天,京西稻承载着皇家稻作农耕文化系统的历史积淀,体现着北京三山五园的稻作历史文化景观。除此之外,每年京西稻产地都会举办有关稻米的节日,向前来参观的人们讲述它所经历的风雨和变迁。
京西稻的文化价值还体现在它带给人们浓浓的乡愁。京西稻景观是寓居京城的稻作文化区人士寄托乡愁的共同载体。对于魏淑文而言,她通过京西稻学会了唐代布袋和尚的《插秧歌》,“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底清静方为稻(道),退后原来是向前。”她说,这首诗告诉我们一个哲理,不光是登高能望远,从近处也能看到远处。不能说退步就是落后,某种意义上的退步也可以是进步。这也是京西稻带给她的一笔宝贵财富。
从规模化到精致农业
尽管几百年来,京西稻的面积、范围发生变化,但人们习惯将京西稻作为一种品牌流传下来。海淀区在水资源十分匮乏的情况下,为保留京西稻品牌,在颐和园东西墙外的3个公园内(遗址地)种植景观稻,还在上庄和西北旺镇保留1500亩京西稻基地。上庄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用3年多时间建立了国家级京西稻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形成了完善的京西稻标准化生产体系,推广京西稻有机化种植技术,为京西稻的品牌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6月20日,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海淀区调研京西稻种植情况时表示,希望海淀能够保护性发展京西稻种植,留住乡愁,留住传统文化。他强调:“海淀农业生产不要追求规模,要打造精致农业。”
早在2014年,海淀区农委提出保护性发展京西稻,研究制定《海淀区京西稻保护性种植规划》。按照“生产优质产品、建设优良生态、打造优美景观、承载历史文化”总要求,塑造集优质产品种植与优美生态景观建设、历史文化传承于一体的乡土特色品牌,逐步恢复历史上京西稻生长的优良生态环境。如今在海淀区,一些耕地被国家划定为永久耕地,这些耕地为保护京西稻品牌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
为鼓励稻农保留并种植一部分京西稻,海淀区政府每年发放每亩1500元的补贴。同时,海淀区委区政府提出以再创提升京西贡米品牌为核心,通过良种优化、无公害和有机栽培技术,使大米内在品质向有机产品转化;通过精加工、包装,使生产的大米由一般商品向礼品转变;通过销售体系建设,使大米进入高端消费市场,提高京西贡米附加值,实现农民增收,提出了建设完善大米精品生产服务体系,再创京西贡米品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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