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单位里，“谁来做”如果成为一个问题的话，要么是缺少合适的人选，要么是缺少足够的激励。解决之道，无非就是相应地培养和引进人才，以及给予合理的激励。

　　放大至一个国家，同样如此。所不同的是，国家之庞大和复杂，远非一个组织能比，信息传递的不畅、各方利益的博弈，都可能导致决策的偏差、执行的走样，计划之手难免失灵，这是它远比一个单位难以管理的地方。国家也并非单一的组织，在政府之外，还有一个具备强大自我调节功能的社会，“无为而无所不为”，市场之手往往有效，这又是它比一个单位“容易”管理的地方。

　　近年来，“谁来种地”之所以成为话题，背后主要还是“种地不挣钱”的问题。在主要农产品(这里主要指依靠土地集约的粮棉油糖等大田作物)价格已经逼近天花板，亩均净收入(农户自身劳动投入折价+利润)已经高于美国、欧盟和南美的情况下，种地不挣钱的问题，主要又是因为单个农户经营规模过小的问题。

　　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需要计划和市场两只手发力，但行政力量始终要注意“有为而有所不为”。一些地方操之过急，人为“垒大户”、靠行政力量推动土地流转等等，既有违社会公平，又人为推高了土地成本。

　　数年前，在一次出差途中，一名四川农业系统的干部忧心忡忡，同笔者聊起农村青壮劳力大量流失，以后谁来种地的问题，并坚定地认为，政府就要主动加速土地流转。笔者宽慰他，中国这么多人要吃饭，如果真要没人种地了，那我一定第一个去，因为那时候种地一定很挣钱。

　　笔者虽是随口一说，聊以慰之，却也是基于常识的推论。农业是一个低门槛的行业，身体健全的人几乎都能从事，不说去搞高精农业，至少能够入门。低门槛的行业，要能有普遍性的高收入，可能本身就不合理。另一方面，低门槛的行业，即便缺人，也不会成为长期现象。只要行业本身有资源有价值，缺人从事，其回报就会变得可观。门槛既低，人就会马上进去。

　　时下火热的以农业生产托管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就是这样一种市场的自我调节。如同随着青壮劳力的进城，农村的婚丧嫁娶，如今都已由专业公司承包。大量劳力的外出，也让农业生产的服务型规模经营有了可能。而相比一些地方在推进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冒进，这种现实需求引导的规模经营，更加富有活力。

　　至于执念过去全家老小齐下田、鸡犬相闻阡陌间的热闹农业农村景象，则大可不必，也已经超出了谁来种地的问题。在留住上一代乡愁的同时，也应思考该给下一代创造一个怎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