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中国的农村电子商务风起云涌。政策层面上，自2015年以来，国家级文件中涉及农村电子商务的多达20余份，各地关于农村电子商务的政策更是层出不穷。操作层面上，2015年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网点数量多达25万个，覆盖1000余个县域，阿里、京东、苏宁等企业纷纷推出各自的农村电子商务战略，在中国农村电子商务市场上攻城略地，而像乐村淘、淘实惠和赶街这样的草根企业也在农村电商市场上开疆拓土，此外还有诸如邮政、供销等传统国有企业也纷纷出台农村电商战略。可见，近年来中国农村电商的发展格局异常复杂，因此有必要对目前出现的典型农村电商模式进行梳理比较，总结农村电商发展中的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本文结合目前媒体报道较多的农村淘宝、京东、乐村淘、淘实惠和遂网五种农村电商模式，简述其基本做法和特征，之后分析归纳农村电商发展的三个问题并简单评析：第一，覆盖广度和覆盖深度的关系;第二，本地化在农村电商发展中的重要性;第三，农村电商中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配合问题。

农村淘宝模式

农村淘宝系阿里巴巴千县万村计划的产物，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后启动，主要模仿早期的遂昌模式。农村淘宝的基本做法是：与地方政府合作，在县域层面建立公共服务中心，政府提供宣传、财务、场地、培训等方面的支持，公共服务中心配备阿里县域小二，负责区域内农村淘宝的管理、业务拓展以及村淘合伙人的考核;在村一级层面建立农村淘宝服务站点，主要职能是网上交易的代卖代购和快递的代收代发，主要盈利点是每一单的佣金提成，此外，村淘合伙人也负责当地农特产品的网上销售。

阿里巴巴农村电子商务模式的核心是把淘宝平台注入农村市场。为此，阿里巴巴专门成立农村淘宝事业部，在全国范围内与地方政府合作招聘农村淘宝合伙人，并进行相关培训。农村淘宝的意图非常明确：依托阿里巴巴丰富的生态体系，借助淘宝和天猫这样的平台实现工业品和农产品在城乡之间的对流，实现工业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这种想法听上去很美，但实际运作却问题重重。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在城市运作多年，其生态链已经十分完备，作为外部输入的销售平台并且采取挤压和替代的方式进入农村市场。第一，会对原有农村市场形成较大冲击，让本地商家面临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因为当地商家多数势单力薄，往往很难和阿里这样的平台巨头相抗衡。第二，本地实体商贸流通体系在外来平台的冲击下受损，本地原有的交易转移到网上，地方GDP和税收被吸走到外来平台所在的电子商务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加大了地区间发展差距。有人希望靠这种强力冲击的颠覆效应，来加快当地农村产业结构的改善，但目前看来，这还只是一厢情愿。第三，农村淘宝依靠县域小二和村淘合伙人很难在短时期内形成有效的农产品上行体系，村淘专职合伙人收入依靠代购佣金，而在网购需求有限的小村、穷村，村淘合伙人的生存处境令人担忧。村淘点希望叠加的其他业务刚刚开始，未来效果如何尚待观察。尽管农村淘宝目前存在问题，但农村淘宝的探索助推了中国农村电商的热潮，为未来中国农村电商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念、人才、物质和经验基础。

京东模式

京东农村电子商务模式可以概括为“双线发展，渠道下沉”。所谓“双线发展”指的是京东县级服务中心和京东帮服务站同时推进：京东县级服务中心系原有的京东配送站改建升级而来，以京东自营为主，负责京东平台上除大家电以外的商品的营销、配送和展示等业务，同时招募和培训京东乡村推广员，开拓农村市场;京东帮服务站则采用加盟合作的方式运作，负责京东平台上大家电的配送、安装、维修和营销。“渠道下沉”是针对京东家电下乡的痛点而来，京东意图利用县级服务中心和京东帮服务站打通4-6级市场，借助自营电商的正品行货优势，提出“让村里人与城里人享受同样的消费服务”的目标，进军农村消费市场。

基于自营模式和自建物流的特色，京东主要通过举办区域农特产品购物节、众筹等方式推进农副产品上行，这是京东将原有业务在农村场景下，以农副产品为对象进行的拓展。例如2014年5月，京东在海南省文昌市包下2000余亩的荔枝园，通过航空运输，将枝头自然成熟的荔枝在48小时内送到消费者手中。2015年5月，四川省仁寿县将21万亩枇杷通过京东电商平台与物流配送网络销往全国，迅速打开了仁寿枇杷的国内市场，全县枇杷的销量已经超过6.2万吨，销售总额达到了3.7亿元。

与农村淘宝模式相比，京东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利用自营平台和物流系统的优势，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渠道下沉，在农村电商市场上打造正品行货的品牌优势，以此开拓农村消费市场;通过京东帮服务站吸收本地服务商加盟，快速实现了村级市场的布点覆盖，同时解决产品(尤其是大家电)的售后服务问题。京东农村电商模式的不足在于：工业品下行远大于农产品上行，作为最大的自营B2C电商，如何利用自身集中采购优势，如何与农村产业链服务融合，真正助力农产品上行，还有相当大的努力空间。

乐村淘模式

乐村淘模式可以概括为所谓“双向O2O”。按乐村淘自己的说法，是要搭建“把商品、服务、信息快速输送到农村，再把农产品、劳动力、农业信息输送到城市”的双向供需平台，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形成一个闭合的“商流、物流、信息流、现金流”的循环系统。乐村淘通过招募省级加盟商、整合村镇零售网点的方式推进覆盖水平，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和村级加盟实体店将城市的工业品输送到农村，让农民买到安全、放心、性价比高的商品。同时，农民可以借助乐村淘平台把当地的农副产品输出，根据平台汇总信息反馈指导农作物的种植，推进订单农业，增加收入。

乐村淘的运作模式是直接面向农村消费者和供应商，以批量集中采购为基础(例如，乐村淘专门成立了“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通过建立专门的农副产品流通服务体系，将农副产品高效输出)，以此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城乡之间的沟通和连接，搭建城市和乡村的“双向供需流通平台(双向O2O模式)”。

基于此，乐村淘推行“六位一体”战略和“乐6集”销售模式，以此达到快速切入农村销售市场的目的。同时，在每一个县域建立“乐淘特色馆”，把本地特色产品进行互联网化包装，实现农产品上行。

与村淘和京东相比，乐村淘的模式更加本地化。通过省级加盟的方式吸收更多的区域商业伙伴共同经营本地农村电子商务市场，各地加盟商根据本地情况各自建立县镇村三级服务体系，为乐村淘平台上的在线交易提供有效支撑。也正因为如此，各地加盟商之间的运营情况差异较大，平台的统一管理面临较大的挑战。

淘实惠模式

淘实惠电子商务平台的设计和运作理念是让每一个县域成为一个中心，让“数据、人才、GDP”留在县域，并通过与外部生态的连接，在每个县域自循环的小系统上，构建全国性的大生态系统。

深圳淘实惠总部与各个县域淘实惠公司之间是平等合作关系。深圳淘实惠总部负责信息系统的开发、业务指导与培训、县域合伙人招募以及信息汇总等。县域淘实惠公司借助总部提供的电商平台和信息系统开展本县域的业务，主要包括的网点拓展与培训、仓储物流服务、区域平台维护等。各个县域淘实惠公司自负盈亏，人员、财务、资产等自行解决。

淘实惠在县域层面的主要做法是构建本地化的电子商务平台。本地化体现于县域互联网自生态，即在县域层面利用互联网构建围绕本地流通体系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帮助本地流通业态实现信息化转型升级，需求和资源等优先在县域内部进行满足和配置。县域互联网自生态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资源配置模式，各地县域合伙人负责在各自区域内的资源配置，对区域内的网点拓展、仓储配置、人事管理、发展规划等拥有独立的决策权。整个淘实惠系统是一个分散决策的自我协作体。从出生基因来看，多数县域合伙人是当地传统商贸流通企业，它们本身就是多年深耕当地流通市场的资深本土企业，并不依附于淘实惠系统。所以从全国层面上看，除了数据需要在深圳淘实惠汇总外，对各地淘实惠而言，并不存在一个中心化的决策主体，各地淘实惠县域合伙人本身就是当地淘实惠县域电商的决策者和执行者。

淘实惠模式在全国层面通过特定渠道将各个县域进行连接，激活原本沉寂的县域之间的商品、资金和信息流通。借助淘实惠平台上地方馆，各个县域的土特产品可以在淘实惠全国的供应链中进行流动，信息和资金可以在淘实惠系统中得到快速、高效的共享和结算，各个县域生态在淘实惠系统中得到连接，并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流通市场大生态系统。

作为一个新近发力崛起的农村电商平台，淘实惠的业务结构尚在发展变化中。现阶段，根据从淘实惠调研的数据，其县域内部交易、县域之间交易、总部与县域间交易的业务占比大致为6：3：1。

淘实惠模式的本地化色彩更加浓厚。与乐村淘相比，淘实惠模式不仅在县域层面融合本地商业资源，同时也把电子商务平台分割为若干个县域小平台，并将这些小平台融入到本地商贸流通体系中，提高本地市场的流通效率，从而实现其县域互联网自生态的经营理念：将“数据、人才和GDP留在本地”。同样，淘实惠模式在全国平台与县域合作伙伴的利益机制和业务协同上，或许面临更大的难度。

遂昌模式

遂昌模式是在浙江省遂昌县诞生的农村电商模式，粗略地看，可以分为三部分：首先是从事工业品下行的赶街公司，主要进行农村代购、农村创业和本地生活服务等方面业务;其次是从事农产品上行的遂网公司，主要进行农产品供应链、营销体系的搭建;最后是从事孵化和宣传的遂昌网店协会，主要对农村电商的参与主体进行培训。其中，最值得关注的特征是在区域农村电商市场，围绕当地农特产品，通过创新探索，建立了相对领先的农产品电商供应链支撑体系。

遂昌模式在农产品电商本地供应链体系的深化上，远远超过村淘、京东等电商平台。遂昌模式的核心是以本地综合服务商为主体带动县域电子商务生态发展，实现遂昌县本地农特产品的触网和上行。赶街公司主要通过复制自身在遂昌经营模式的方法实现向外扩张，主要方式包括自营和加盟，将自身在农村电商方面的探索进行移植，把在遂昌形成的经验传播到其他县域。

受遂昌本身产业基础的制约，加上主运营商竞争实力上的不足，限制了遂昌模式在更大范围内的复制，但其根据自己对农村互联网的理解，在运营模式上向移动化、社群化、本地化、服务化等方向主动谋变的最新探索，是值得高度关注的。

总结

总体上讲，目前流行的农村电商模式主要以工业品下行为主，农产品上行方面的探索刚刚开始，尚未形成具有较强推广意义的方法和模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农产品的问题，农产品种类繁多，标准化程度低，难以形成一套具有普适性的做法;二是农村的问题，我国有60多万个行政村，各地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千差万别，要想走出一条成熟的农产品上行的发展模式十分困难;三是农村电商参与主体的问题，农产品上行需要一套集品控、物流和营销等为一体的服务体系，需要各个主体紧密协同配合才能完成这一体系的建立，而目前还未能看到这一协同配合机制的产生。

基于上述原因，从目前出现的电子商务模式中，我们可以观察出这样一个客观现象：覆盖广度与覆盖深度呈负相关关系，即由于资源和组织的限制，如果企业追求覆盖广度，那么就做不到市场业务的深入发展;而一旦追求业务深度，那么在全国层面上就做不到广覆盖。对单个电商企业而言，农村战略最终是在覆盖深度和覆盖广度之间的平衡，而根据不同的企业定位和目标，深度和广度的侧重点又各有不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别人可以见仁见智，但就企业本身而言，覆盖广度和覆盖深度之间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只是不同电商平台根据自身经营理念和目标的选择。

本地化是我国目前农村电商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所谓本地化简单来说就是“接地气”，是作为外来者的电商平台如何能与本地市场基础、环境和条件结合在一起，并形成合力的重要标志。在本地化的问题中，从微观角度看，需要理清外来电商和本地“店商”之间的关系，本地化要求外来电商能够很好地融入，并且能够帮助本地原有的“店商”实现信息化转型，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不是单纯的竞争，而是相互融合、共同进化;从宏观角度看，外来的电商平台应该能够促进农村原有的传统商贸体系，提高其流通效率，助益当地经济发展。但在实践中，如果不能处理得当，也会带来外来主体与本地主体、电商与店商之间的激烈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从理论推演以及从协调发展政策要求看，本地化是农村电商发展的趋势。实践中我们也同样能够观察到类似案例。例如在贵州仁怀，部分本地村淘合伙人合作成立电子商务公司，通过对特色产品的商业包装，在淘宝、微信等平台上实现不错的销售业绩，一方面解决了合伙人的收入问题以及部分被清退的合伙人的再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也为本地产品提供了新的销售渠道。这种来自基层草根自发的本地化努力如何与农村淘宝大平台有效衔接，将是农村淘宝未来发展中重要看点。

第三，农村电商的长足发展必然要求不同参与主体的协同配合。中国的农村市场异常庞大且复杂，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未来很难在农村市场形成一个模式通吃的局面，上述农村电商主体基于自身条件、定位和目标，在实践中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再加之其他诸如邮政、供销等，让农村电子商务市场格局空前复杂，这些主体如何有效协同配合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我们也注意到，这些主体之间的合作已经开始，比如，目前在浙江绍兴的“供销·淘实惠”，就是不同基因的农村电商主体协同配合的有益探索。

总体上讲，中国农村电商经过2015年的快速布局，今后很快将进入到各家电商互相角逐和渗透的“中盘绞杀”期。在这段时期，处理好上文所述的三条愈显重要：首先，要依据自身定位，在诸如覆盖深度和覆盖广度等方面做好权衡取舍，集中资源围绕自身目标进行布局;其次，电子商务要趋利避害协调发展，就要与农村本土市场相结合，尽可能借用本地原有的资源，在与当地、与线下的融合中实现推动业态转型的目的;最后，农村电子商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参与主体的协同配合。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