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县城南社区是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易地扶贫搬迁建设重点社区，自2019年起，先后有22个乡镇的1710户9589人搬迁至城南社区的四个安置小区，围绕脱贫先建组织，建好组织促发展，为促发展先就业的治理思路，着重打造联村共管的社区治理模式。通过建设城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创新“党建+数据分析+就业服务”模式，深入动员核心成员实现利益关联，在此基础上广泛动员并强化保障机制，进而推进共同体建设，实现社区治理效能的持续提升。

　　明确共同目标，理清核心需求

　　城南社区作为扶贫搬迁安置区，搬迁群众与原社区居民关系相对淡漠，居民共同体的认知尚待建立。城南社区逐渐明确思路，要提升治理效能、打破陌生的社会困境，首先需明确群体的核心需求，确定共同的目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针对4个小区的25栋楼，以住宅小区、楼栋分布、单元住户为单位，设立网格化管理员形成网格管理服务体系。“链点成线，接线为面”，在网格上链接党组织，统筹内部居民，社会组织以及企业参与基层事务，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调的组织体系。

　　在上述前提之下，首要需解决居民关切的学生上学问题。根据各网格点统计，东乡县80%生源为农村留守儿童和青少年，其中儿童2150人，青少年378人，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其生活、抚养、教育等多元化需求应该得到关注。搬迁后城南社区便调整工作方向，联系社会工作机构搭建资源对接平台、福利彩票公益基金组织，开展了驻校社工、女童助学和教师培训项目，并着力改善当地学校的办学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发掘和培养社工人才、志愿者队伍，逐渐探索出了以“驻校社工为核心、女童助学计划为支撑、乡村教师培训为抓手、教育为依托”的项目体系。城南社区在实践中非常重视通过在异质性的群体中寻找共同之处，以相通的问题来凝聚共识，完成群体同质性的建设，将个体与家庭的利益需求和有序治理的共同目标结合，形成居民和社区整体的共同目标。

　　推动利益关联，强化利益共同体

　　居民能够主动参与公共事务是实现有效社区治理的前提，也是推进社区自治进程的关键。搬迁之初，搬迁群体并不认为社区建设和地方发展与自己关系密切，缺乏参与治理的意识和主动性。对此，城南社区的解决办法是调动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网格化系统的优势，以搬迁群体就业作为突破口，形成“党建+数据分析+就业服务”的治理思路，将网格化管理与劳务就业相结合，共同参与打造“就业利益共同体”。

　　城南社区居民多为周边村镇的牧民、农民，以往的生计方式以养殖与种植为主，从农耕环境走向城镇社区，从熟人社会到陌生邻里，加之社区居民对周边环境不熟悉，缺乏有序的参与渠道。党群服务中心便发动“网格长”对易地扶贫搬迁群众逐户逐人摸排登记，摸清家庭人口、劳动力状况、收入来源、就业需求等方面的底数，并分类建立信息台账，整合扶贫车间就业、劳务输转、县内务工等信息资源，精准分析数据、科学指导搬迁群体就业。

　　构建以“说、议、办、督、评”为一体的“民事直说”五步工作机制，依托以楼栋、单元为单位设立的网格化楼长、联户长，通过走访入户收集待办事项，梳理整合形成问题清单，并在居民知情大会、居民议事会上提出讨论。城南社区根据议定的举措办法，指定专人负责并明确时限，利用好党群服务中心、卫生服务中心、社工站、县职校实训基地等本地资源优势，为解决问题提供基础资源。关于妇女就业问题就是在居民议事中被发现和解决的，搬迁之初网格化排查过程中城南社区便对搬迁居民当中劳动力人口、非劳动力人口、已就业人口、暂时无条件就业人口等情况进行统计，其中因病、照顾孩子和老人、妊娠期妇女后续就业情况未完全落实，在议事中被重新提及，本地麻编工艺制品公司有招聘需求并能够组织技能授课，与搬迁群体需求实现双向契合，由本地企业负责对合格学员下订单，形成“培训+订单”模式进而实现妇女的灵活就业。

　　链接组织资源，推动精准动员

　　有效的社区治理需要稳健的物质支撑和情感支持。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在协商治理、广泛动员中扮演协调者的角色，分散的、异质性的居民依托党群服务中心被重新组织起来，共同参与个体意见的表达与社区事务的治理。

　　有一个典型事例就是利用开办的县职业技术学校培养技能型人才，并参与到老年人幸福食堂的日常运营管理中。东乡县职业技术学校是县属公办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学校开设了民族食品加工、老年人服务与管理、公共管理与服务等专业培训课程，既统筹搬迁居民后续就业帮扶，也为本地公共服务注入活力。通过发挥现有居民参与的影响对其他观望成员形成激励，逐渐扩大参与规模，进而实现以点带面的动员效果。

　　在这一过程中社区居民被重新组织起来，在参与具体事务接受实务培训中实现了参与方式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就此以具体事项作为合作基础的协商治理实践转变为人们情感交流的契机，进而起着事项解决与情感联结的双重作用。

　　培育情感归属，实现“补缺型”治理参与

　　经过前三个阶段的铺垫，城南社区居民在参与社区治理中不断受益，其积极性与治理共同体意识也在稳步提升。将外化的激励与动员内化为居民、企业、社会组织行动的内生动力，进而实现“补缺型”的治理参与格局将是提升治理成效的关键。

　　城南社区从外部环境建设、内部活动组织两个方面作为突破口。其中外部环境建设主要表现为户外公共空间建设改造，如城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公园将社区居民的户外活动空间与议事空间相结合，避免种植过于茂盛的景观形态，灵活布置植物，营造一个可开放互动的绿色交往空间，尽可能为居民之间构建非正式的交流渠道，还原乡土生活中的“人情味”，大家坐在公园里可以就遇到的问题一起讨论，并在下一次的居民议事大会上提出，逐步建立情感互动关系。由此，经过时间积累的情感会发展为稳定的心理状态，进而为社区治理提供有效的情感支撑，增进居民对于社区治理的责任感。

　　内部活动组织表现为根据不同年龄段的社区居民生活适应的异质性与社区融入的层次性，有针对性地开展居民服务。如城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与临夏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开展留守儿童陪伴成长项目，起初围绕辍学风险干预、艺术素养提升、大学体验等展开专业社工服务，以拓展留守儿童视野，提升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为主。项目开展以来，群体的多元化需求开始得到精准化关注，周末假期石榴籽课堂、写作及朗诵比赛活动、团队知识竞赛等都是针对具体的需求而开展。并对留守、特困、残疾老人及其他社区老人，依托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开展防诈骗宣传。可以看出，无论是居民还是社会组织都由起初的“被动式”参与转化为自动找准问题以填补空隙为目标的“补缺式”参与。同时，参与社会组织工作的居民可发挥受众与“传声筒”的双重身份，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推介者。

　　(作者单位：甘肃农业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