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高额彩礼现象再次成为热点话题。

　　3月8日提请审议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依法遏制高额彩礼，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近年来，一些地方彩礼金额持续走高，很多家庭尤其是农村地区家庭根本难以承受，农村男青年光棍率越来越高。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礼”的初衷，也给对方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给婚姻稳定埋下隐患。对此，中央自2019年起就在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对“天价彩礼”的治理，并在今年年初由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实施“彩礼新规”。

　　全国政协委员、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所长李保平认为，高价彩礼的产生有其现实因素和客观原因。“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农村婚恋市场普遍呈现出一种男多女少的状态，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失衡。农村女孩数量稀缺，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彩礼上涨。”

　　此外，一些“婚姻经纪人”“职业媒人”的推波助澜，也抬高了彩礼价码。“他们受利益驱动，常年活跃于婚恋市场，在男女两方都抽成，只恨彩礼不高。”李保平说，这些婚介的怂恿也导致了彩礼金额居高不下，互相攀比更助长了低俗的婚恋观。

　　其实，彩礼自古有之，六礼中的“纳征”即相当于现在的彩礼。它本是一种传统婚俗，能够传承至今，有其背后的精神寓意。李保平解释说，彩礼作为一种婚俗礼仪，代表着男方诚心求娶女方的态度以及对女方及其家庭的重视程度，很多家庭也将彩礼作为新家庭的启动资金。“从古至今，彩礼至少可以发挥三方面作用。比如说，男方下聘礼了，实际上就是向社会宣告两个人的婚恋关系已经确定了，具有公示性作用。另外，男方为了迎娶女方，付出了一定成本，也会比不花一分钱更加珍惜这段婚姻，有利于维护家庭和谐稳定。最后，在古代，女孩嫁到男方家，成为了男方家的劳动力，彩礼也相当于对女方家庭的一种补偿。”

　　李保平认为，只要不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彩礼的存在也未尝不可。但高价彩礼就是异化了，被赋予了太多物质含义，甚至成为沉重的负担，这就失去了彩礼的本意。在调研基层治理时他发现，高价彩礼日益成为农村青年成家的“绊脚石”，更催生了婚托、骗婚等违法违规行为，不仅不利于幸福家庭建设，也不利于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必须遏制部分地区天价彩礼，让彩礼归于“礼”。有效的应对措施就是从源头出发，改变高价彩礼产生的“土壤”条件。

　　首先，政府可搭建公益性信息平台，为农村青年提供更多交往和婚恋机会，从而减少婚恋市场的不对称状况。

　　其次，要加强乡村产业发展，尤其是先把县域经济发展起来，吸引更多年轻人回乡工作，尤其是留住更多的女青年在本地打工，间接减轻因人口流动导致的婚恋市场失衡。“只有农村聚集了更多人气，才能逐渐减轻这种失衡状态。”

　　最后，对高价彩礼的标准进行认定，及时出台调整优化移风易俗的措施，确保这些措施能够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李保平说，由于彩礼还涉及到个人的私生活，很多时候是一人一事一议，每个地方的彩礼都不一样，不可能全国统一。“我们一般认为只要不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是应该发挥彩礼的功能，让男方付出一定的金钱，有利于维护婚姻的和谐稳定。但是也要依法遏制高额彩礼，禁止以彩礼为名索取财物，让婚姻始于爱、彩礼归于‘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