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清华大学上下两层的报告厅座无虚席，不时响起阵阵掌声，三农领域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以“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展开热烈探讨。除了现场聆听的师生、三农相关工作人员外，还有100余万人次在线上观看。

　　以县域为抓手 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在题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演讲中提出五个方面重点：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优化产业布局和人口分布;抓住信息化发展契机，推进四化同步发展;激励知识和人才下乡，培养乡村本土人才。

　　“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关于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陈锡文认为，重点在于：加大乡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发展乡村产业。

　　清华大学教授、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在发言中表示，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难点焦点，也是成功特色。他总结了中国农业现代化、中国农村现代化和中国农民现代化取得的重大进展。胡鞍钢讲到，中国农村现代化取得的重大进展有：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不断加大，截至2023年年底，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达453万公里;农村地区初步实现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全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实现通电话、通有线电视信号、通公路和通电。在中国农民现代化取得的重大进展体现在农民健康水平、受教育水平持续提高，居住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

　　近年来，随着城乡融合步伐加快，农村创新创业环境持续改善，吸引了一批农民工、城市白领、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科技人员等返乡入乡创业。如何充分发挥其潜力和作用，促进农村发展，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观点。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鹏龙通过搭建技能异质性劳动力组成的理论模型分析，提出三条建议：应“引导好”回流劳动力与农村当地就业市场的有机衔接;应让返乡人员“留得住”，在农村广阔天地施展所长;应“协调好”人口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回流之间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瑜分析了十多年来农民工就业呈现三个转折性特征：城镇化率过半的同时，农民工规模的增速回落;本地农民工增量在全国农民工增量中占比过半，且持续提升;返乡创业规模持续增长。她还就抓住“互联网+”时间窗口下创业就业的市场机遇、优化创业就业政策框架体系、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和人口空间布局的战略协同等方面作了趋势性展望。

　　以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为抓手 实现粮食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持续推进科技进步和深化农业农村改革。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理事长、农业农村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余欣荣在题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与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演讲中表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对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具有重要理论、实践和政策意义。农业绿色发展为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带来新变化新特点，要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改革，更好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在大国小农背景下，实现粮食规模经营离不开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对此，专家学者坚持问题导向，分享了观点。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教授、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盛誉聚焦社会化服务与农业发展进行发言。他认为，农机社会化服务是在“大国小农”背景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现阶段社会化服务发展面临道德风险带来的服务质量问题，因此要推动跨区农机社会化服务的数字信息平台建设，完善农机服务质量标准，鼓励农机服务组织为采买新型技术提供支持，优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鼓励农机服务组织对外提供服务。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张露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了吗”这一问题出发，分析比较了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两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特征，讨论如何通过生产性、交易性、规制性制度安排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作用，并肯定了“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农业综合服务”三位一体的“农业共营制”模式。

　　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是粮食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胡凌啸在发言中讲到，消除要素配置扭曲、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符合农业规模化发展的本质要求，应为土地流转、服务外包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和市场条件，更充分地发挥生产和服务两类规模经营主体的能力，推进农业规模化复合发展。

　　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 启动“小切口”带来格局“大转变”

　　向浙江“千万工程”学什么?怎么学?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创始院长、首席专家黄祖辉在演讲中表示，要深刻领会“千万工程”的内涵与精髓，从自身实际与特点出发，将“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学习好，并且有所创新。首先，应力求实现“三大发展效应”：乡村人居环境的改善效应;乡村营商环境改进的叠加效应;乡村自然与人文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进而促进产业振兴的联动溢出效应。其次，应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重视乡村“外在美”与“内在美”的融洽，关键要更好体现三对关系之“和”：更好体现乡村人居硬环境与软环境之“和”;更好体现乡村多元文化之“和”;更好体现乡村治理多种手段之“和”。第三，应进一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城乡基础要素、赋能要素以及产业、市场、政策等多方位的城乡互通和融合发展。第四，应弘扬“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久久为功”的敬业精神。

　　黄祖辉表示，浙江“千万工程”是“切口小、格局大”，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的“大工程”。“千万工程”对乡村建设和治理而言，有六点重要启示。即乡村建设既要明确重点，又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久久为功”;乡村建设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又要重视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乡村建设既要力求有效供给，又要重视对建成项目的有效管护;乡村建设既要防止大拆大建，又要适应村庄布局与公共服务优化趋势;乡村建设既要注重普惠性、基础性和兜底性，又要重视区域差异性和动态发展性;乡村建设既要运用刚性制度治理，又要运用柔性制度治理。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法稳聚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推进策略思考”，针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提出了环境优美、系统健康、城乡均衡、社会公平的内在本质和“谁来干”“干什么”“怎么干”“如何干好”“如何持续”等理论和实践问题。他认为，要有序推进垃圾分类，提高生活垃圾处理水平;因地制宜选择模式，提高生活污水处理水平;以发挥实效为准则，推动厕所革命再升级;坚持多化融合之路，实现村容村貌的改善。

　　艺术下乡也日益成为打开乡村振兴新思路的重要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黄波分享了学校艺术振兴乡村团队在浙江省宁海县葛家村的乡建探索，团队通过就地取材、利用村民原有技能、坚持以村民为主体，以“微改造、精提升”为切入口，有效解决了“钱不足”“村民不配合”“干部干，群众看”“做不出特色”等乡村振兴突出的共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