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和保障。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乡村振兴不能只盯着经济发展，还必须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重视农民思想道德教育，重视法治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有效发挥村规民约、家教家风作用，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聚焦治理有效，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为加强乡村治理、推动乡村振兴“把脉支招”。

　　治理村庄，神经末梢要灵

　　要让村级党组织“说话有人听、办事有人跟”，破解乡村社会“散”的问题，建立相关机制是关键。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温暖表示，要健全党组织对农村基层各类组织各项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特别是要坚持抓人促事，持续优化村级班子整体结构，着力打造基层执政骨干队伍。

　　打通治理神经末梢离不开“领头雁”的担当作为。关于如何打通基层党组织这一神经末梢，让头雁发挥好带动作用，代表委员们从亲身经历给出了良方。

　　通过参加河南省新乡市乡村干部“导师帮带制”试点，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党支部书记裴春亮发现了培育青年干部当好头雁的好方法。他表示：“面对面讲、手把手教，通过导师帮带，青年干部成长迅速。”他建议推广“导师帮带制”，把青年干部这一新鲜血液快速补充到基层组织中。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残联副主席刘卫昌也建议，可以通过实施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整体优化提升行动，提高村党支部书记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曲周县四疃镇李西头村村民张青彬在走访调查中发现，待遇低、出路窄成了留不住“头雁”的主要因素。他建议，推进村干部岗位专职化，明确其上升渠道，提高其工资报酬，制定奖补办法以激发干事动力。

　　就如何创新监督方式方法，切实将监督融入乡村治理，温暖代表表示，一方面可以在县级层面梳理整合组织、政法、信访、公安、司法、民政、农业农村等部门的监管监督职能，集成监督事项，贯通融合群众监督，促进基层监督网络建设，形成基层监督合力。另一方面，可以探索建立“双述双评”制度，推动村居主职干部每年向乡镇党委、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述职述廉，接受各方评议，评议结果逐步与村干部评先评优、补贴报酬挂钩。

　　纠“歪风”，要硬约束也要软引导

　　“建议整治农村高价彩礼”成为今年全国两会关注的热点。有代表说，有的家庭经过很多年努力终于脱了贫，却因为娶媳妇又欠了外债。如何刹住歪风，代表委员们从“软”“硬”两方面提出加大高价彩礼治理力度的建议。

　　“高价彩礼物化了婚姻，损害了原本淳朴的农村社会风气，也让农民生活负担不断加重。”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卢天锡呼吁，整治农村高价彩礼，严厉打击“买卖婚姻”行为。他建议，从国家层面加大对高价彩礼问题的治理力度，出台治理高价彩礼的各项配套措施，并将治理高价彩礼纳入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工作范围。

　　如何让彩礼的意义回归于“礼”?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福州佳好佳清洁服务有限公司项目班长侯艳梅认为，应总结推广各地婚俗改革试点的经验成果，建立健全移风易俗长效机制。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笏石镇岐厝村党支部书记曾云英则建议，各地各级妇联、共青团、文明办、农业农村工作机构等要联合召开联席会议，向社会发出倡议书遏制高额彩礼，开展“推高彩礼不可取，伤风违法害子女”宣传教育等。

　　传统的思想观念没有转变，是导致高价彩礼现象愈演愈烈的关键。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民盟山西省委副主委阎美蓉和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律师协会监事长周世虹持相同观点，他们认为，纠“歪风”，根本上还是要软性引导人们转变思想观念。

　　思想观念的转变离不开文化的供给。在交流中，代表委员们提出，当前乡村文化供给比较匮乏。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镇五四村党总支书记孙国文表示，应把农村公共文化中心建设成为传承文化、凝聚乡情的纽带。他以五四村举例，通过鼓励群众在各类文化活动中唱主角，激发了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文化礼堂已然成为村史展览、政策宣讲的窗口和“村歌会”“村晚”等文化活动的舞台。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龚胜生认为，应梳理好当地的村史、村情，深入挖掘村落文化遗存和特色民俗传统，帮助村庄“讲好故事”。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建议，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由城至乡的公共文化输送渠道，激活乡村图书馆、文化书屋、村史馆、乡村记忆馆等资源，为农民提供个性化、订单式文化服务。

　　农民动起来，新模式才能落地生根

　　近年来，各地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探索了“积分制”“清单制”等好经验好做法，如何让这些好模式新方法进村入户、落地生根，代表委员们纷纷提出了具体方案。

　　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马立群呼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对试点示范单位在治理手段创新、治理路径创新方面发挥较为突出引领作用的给予一定财政资金支持。

　　“我们村的积分制之所以得到大伙儿的一致拥护，主要是因为积分考核的具体事项、如何执行、怎么奖惩都是村民大会讨论决定的。”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靖江市新桥镇德胜中心村党委书记杨恒俊介绍，只有真正实现了让村民自己管理自己，乡村治理才能由“任务”转变为“引导”。

　　在实地调研中，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宁波市政协副主席张明华发现，自从把清单制引入乡村治理，村民办任何事都有规定的程序，公开透明。但目前存在未能形成部门合力、监督主体力量有待加强、震慑规制作用有待提升等问题。对此，他建议，应提高“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执行效能、强化清单制度执行力、提高制度操作性、强化问责实效性，助力提升乡村治理规范化水平。

　　数字技术赋能给乡村治理现代化按下了快进键。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南街道方林村党委书记方中华表示，依托“党建引领网格治理”互联网平台，通过数据多跑路，网格治理实现更高效的处置，逐步实现对全村人、事、物的智能化管理和服务，大大提高了基层办事效能。“从村貌破旧的小山村到如今的村美民富，五四村就是搭上了数字乡村建设的东风”，孙国文代表介绍。针对数字乡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他提出，要完善数字乡村建设的基础设施，大力推动智慧农业发展，加快数字乡村的标准化建设，发挥数字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万物复苏，仲春伊始。相信随着这些“接地气”的建议陆续“落地”，各地乡村治理的和谐新画卷将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