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中提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也是最基础、最关键、难度最大的改革任务。去年以来，浙江省宁波市聚焦缩小“三大差距”,实施农业农村领域“扩中提低”改革,扎实推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近期，笔者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奉化区18个村的108户农户开展调查走访，了解农民当前收入水平、结构、来源等，对实现农民增收面临的主要难点进行了一些分析，以期找准促进农民提高收入的方法路径。

　　一、农民收入总体情况及主要特点

　　在家庭年收入方面，农村家庭年收入最高为96万元，最低为0.96万元，家庭户均总收入为16.96万元。其中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下的低收入户为56户;家庭年收入10万～20万元的中等收入户为26户;家庭年收入2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户为26户。在人均年收入方面，家庭人均年收入最高为32万元，最低为0.74万元，家庭人均年收入为6.53万元。其中，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下的低收入户人均收入为2.35万元，10万～20万元的中等收入户人均收入为5.19万元，2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户人均收入为14.12万元。被调查农户中有16户为低保户，家庭户均总收入为2.41万元，家庭人均收入为1.46万元。

　　从调查情况看，农民收入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经营性收入仍然是高收入农户收入的主要部分。从家庭户均总收入构成看(不包含低保户)，其中经营性收入为8.56万元，占比50.5%，超过半数，尤其是高收入户家庭经营性收入贡献较大，户均经营性收入为25.42万元。从收入来源来看，第一产业依旧是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目前村庄老年人口居多，很多农民仍然需要依靠农业生产维持基本生活。

　　(二)中、低收入家庭主要以工资性收入为主。随着工业园区建设、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劳务经济的发展,以及劳务收入的增长，外出务工人数不断增加，工资性收入对于中、低收入家庭年收入的贡献越来越大。两区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5.72万元，占家庭户均总收入比重为33.7%。中、低收入家庭工资性收入占比分别为48.3%、48.9%，是拉动家庭年收入的主要力量。

　　(三)区域间财产性收入差异显著。一是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及分红不平衡。如鄞州区村经济合作社总资产、总收入首尾分别相差近 390.6倍和92倍。城区街道如东雅村村民人均分红22000元，远郊镇则未有分红。二是资源区位因素影响了地区间发展。区位条件、资源禀赋较好的地区可依托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优势产业，为当地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如鄞州区东光村通过投资发展标准厂房、商业用房等集体物业项目，实行土地和物业租赁经营，为村集体经济拓宽增收渠道。

　　(四)转移性收入在低收入户收入中占比较高。两区农民家庭户均转移性收入为1.52万元，低收入家庭转移性收入占比为30.5%，这类家庭往往年龄结构更偏向老龄化，需要政府的补贴支持。特别是因病因残缺乏劳动力引起的低收入农户，只能依靠政府财政兜底来解决。

　　二、当前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问题

　　(一)劳动力素质偏低，制约农民收入增加。一是老龄化程度高。据调查样本显示，常住人口(户主年龄)平均年龄为57.2岁。男性60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的比重占56%，年龄普遍较高导致劳动能力受限，无法获得有效收入。二是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初中及以下(户主学历)占比84%，高中及以上占比16%，劳动能力和水平普遍不高，无法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三是思想观念陈旧。在调研中发现，一些低收入农户存在小富即安、得过且过的思想;有些村民表示，他们的固有思想就是“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并不愿意将自己的土地流转给他人以获得更多的效益。四是职业农民培训有效性不足。尽管近几年农村人才培养的政策力度在不断加大，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各类农民职业教育培训项目存在彼此割裂、缺乏有效融通等问题，导致效果不佳。在调研中，无论是种植大户还是种植散户都纷纷表示需要经营理念和技术的指导，但缺少接受教育培训的有效渠道。

　　(二)农业生产成本高，影响农民增收。农户收入一大部分来源于种植业。近年来化肥、农药、燃油等关键生产资料的价格不断上涨，导致农业生产成本日益上升，生产净收益有所下降。如鄞州区咸祥镇球山村村民表示，早稻的收购价在3元/公斤左右，但化肥的价格大约上涨了三分之一，种稻搞不好还要赔钱。

　　(三)农业产业化较低，限制农民增收。一是农业产业链短。农产品加工能力仍然较弱、带动力不强，农户分散经营、劳动生产率不高的现象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如奉化区尚田街道尚东村大部分村民以个体种植草莓为主，产业化经营链条短，个体经营风险相对较高。二是组织化程度偏低。由于广大农民较为分散，组织化程度低，与龙头企业的利益联结机制不够紧密和规范，所以，很难从农产品加工增值中直接分享应得的利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增收。

　　(四)市场风险和气候变化影响农民持续增收。一是市场应对能力偏低。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以经营农业为主的分散农户抗风险能力较弱。如奉化区莼湖街道桐照村90%的村民靠渔业为生，每年出海捕捞季都靠民间借贷解决生产资金问题，由于今年柴油价格飞涨以及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95%的渔船都面临亏损的境遇。同时，因近几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大量工厂国外订单锐减，工厂收入大幅减少，农民也面临收入减少甚至失业的艰难处境。二是气候变化制约农民收益。由于气候变化多端，各种恶劣及异常的天气越来越频繁。尽管两区的各种保护设施还比较健全，但也不能防止突发的、强大的恶劣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五)医疗教育负担影响农民向上收入流动性。一是教育支出负担重。据调查，大部分农民家庭都有1～2个孩子，孩子上学需要很大的一笔支出，尤其是子女上大学的开支，几乎占农民家庭支出的一半。二是医疗费用压力大。两区农民的医疗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较高，农民一旦生病住院，就面临巨额的支出。尤其是主要劳动力生病后，常常导致家庭很快就会返贫。

　　(六)低收入群体帮扶困难。一是低收入群体组成对象变化明显。过去低收入群体以收入来源少、生活相对困难的群体为主，现已转变为以肢(智)残无劳动能力和因病致贫群体为主。如邱隘镇85%以上的低收入群体都属于因残因病致贫，这些人无法胜任最简单的劳动，难以通过产业帮扶、创造就业等“造血性”帮扶举措来帮助脱贫。二是低收入群众接受帮扶意愿偏低。如邱隘镇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各类村级福利、分红年年提升，从村集体的收益中已经能够获得基本的生活条件，加上国家对低收入群众的扶持和补助力度不断提升，使得低收入群体接受镇村提供的打扫卫生等服务岗位的意愿相对偏低。

　　三、对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的思考

　　(一)构建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一是积极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推进作物种植自动化、精细化，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如奉化区通过盘活闲置资源、引进智能技术、村社出资购买等手段，创新推广菌菇“智慧方舱”项目建设，带动经济薄弱村和小农户共同发展。二是在乡村经济领域实施精准招商，推进农村产业转型与特色产业提升，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通过抱团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如鄞州区邱隘镇东雅村开展东雅生态农业建设，目前，该村精致农业示范园覆盖320亩葡萄、100亩西瓜、45亩草莓，2021年东雅村村集体分红22000元/人。三是推动粮食产业深度融合，加快转变粮食生产方式，不断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积极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产业利益联结机制。

　　(二)提升农民劳动力价值，夯实农民增收基础。一是坚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充分发挥城镇化对乡村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农民在更大范围内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二是坚持以培育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为目标，提高农民劳动和经营效率，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稳定增长。

　　(三)深化农村改革，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一是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民把资源、资产、资金和技术等要素入股经营主体，构建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二是深化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以建立产业导向的使用权激活机制为目标，制定乡村产业发展、用途负面清单等配套政策，推动闲置资源高效盘活，提升农民宅基地价值及财产性收入。三是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不断健全和完善农产品生产者补贴制度、农业服务补贴政策和农业生态补偿制度等，提高农民转移性收入。

　　(四)提升财政支农水平，完善金融支农机制，提高农民收入稳定性。一是加强财政支农水平，提高财政资金用于支农的比重，保证每年财政支农资金能够满足需求，提高农业投资的效率。二是完善金融支农机制，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引导社会资本流入农村。三是健全农业保险保障机制，提高农业保险的广度与深度，健全风险分散的能力，减少农业生产收益的损失。四是完善种粮补贴政策，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抑制种粮成本过快上涨，保证农民的经营性收益稳步增长。

　　(五)重点关注弱势群体，多措并举补齐短板，保障农民基本权益。一是为低收入农户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如奉化区开展来料生产加工“阳光行动”，构建完善“企业+经纪人+农户”的“居家增收”机制，实现农民灵活就业、增收致富。目前全区共有来料生产加工示范点129个，从业人员4113户，每人每月新增务工收入超过1500元，整体收入增加5900万元以上。二是完善农民生活保障制度，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和医疗报销水平。三是加大教育资本投入，推动教育资源适当向农村倾斜，让农村的孩子在同等享受城市教育优质资源的同时减少教育成本，加快农民向上收入流动性。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乡村振兴促进中心、宁波市农业农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