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治，天下安;乡村治，郡县稳。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短板。2020年以来，农业农村部先后与腾讯公司、阿里集团、中国电信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发动社会力量以数字化为切入点参与乡村治理。各地积极探索，涌现了一批好做法好经验，其中四川省邛崃市全域应用腾讯“为村”平台推动乡村治理，取得了很好效果。

　　邛崃地处成都平原西南，面积1377平方公里，辖8个镇、6个街道，户籍人口66万。境内横贯高山、低丘和坝区，驾车贯穿全境约需2个小时，党组织服务群众半径较大，人口外流现象严重，年轻人大多选择前往成都或者外省市寻找发展机会，人口老龄化现象非常严重。为此，邛崃引进腾讯“为村”平台，实施全域“为村”工程，探索实践线上线下开展“为党建、为服务、为治理、为产业”工作模式。

　　一、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的主要做法

　　一是建立线上虚拟党支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由于人口流动加剧，邛崃流动党员的数量持续增长，现已有流动党员1576名，占党员总数的5.2%，其中40%的流动党员无固定工作地点。农村党员就业分散，时常进城打工、情况多变，这就在客观上造成党员管理教育难。如何管理、教育流动党员，将其纳入组织生活之中，成为当前党务工作的难点。为此，他们在“为村”平台上成立了线上“虚拟党支部”，党员在线上实名认证后，就可以对其进行在线管理，通过“党员日记”等功能板块，开展党支部与党员、党员与党员的互动交流，及时摸清党员思想动态和工作情况，做好党员跟踪管理和服务。现在邛崃市流动党员认证人数达1119人，占流动党员总数的71%。他们还搭建“线上微党校”，并对党员实行积分管理，督促在外党员及时学习党的政策及党代会精神。一些乡镇还针对互联网的特点创新了党员学习的形式，将党的政策、精神融合成基层党员喜闻乐见的“文字+漫画”“微广播”形式，并推送至每位党员手中。一些村民表示，以前学习教育都是开会，一坐就是半天，很难从头听到尾，“现在翻翻手机，茶余饭后的空闲时间就能学习，图文并茂，有意思”。党员的活跃情况和学习时长在平台上都留有记录，以积分形式体现，可以监督测评党员学习情况。为了将流动党员纳入组织生活，乡、村两级党组织将网络平台作为党员线下活动的延伸。通过“三会一课”功能，党支部召集所有参会对象进入会议，党员甚至可以异时、异地参与，会后还会自动形成会议纪要，供缺席的党员学习;邛崃还在线上开辟了“党员论坛”“政治生日会”等平台，引导党员们随时交流思想，发布学习心得。

　　二是强化线上信息发布，畅通干群沟通渠道。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村民和干部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干群沟通问题正在增加。由于“人不在村”，很多流动在外的村民难以及时了解最新的相关政策，也无法及时向村“两委”反映问题，积累的矛盾很容易变成潜在的治理风险。一些村委干部反映，有时村民对政策产生误解，基层干部又没及时解释，就很容易引发村民的抵触情绪。现在邛崃市属业务部门、乡镇政府会及时将重要政策发布在平台之上，村“两委”的通知、重大事项、村内财务情况也会及时公开。村民不必再到村委会了解情况，在手机上就可以随时掌握最新信息;而对村干部来说，“为村”可以一键推送消息提醒所有村民，村内事务的通知和重要政策的宣传变得更加容易。从应用实践看，越是流动人口多、居民分散的村庄，村民和村干部使用“为村”的意愿就越强烈，比如大葫村还有一些村民留在山上居住，到村委会需要步行2个小时，而使用“为村”则大大压缩了沟通的时间成本;而羌族聚居的木梯村，村民已经集中居住，在外流动的村民也很少，使用“为村”的意愿就比较低，日常沟通完全可以面对面线下进行，村委会有什么事务，在广场上用大喇叭通知即可。

　　三是关注民情民意，及时消除问题隐患。“为村”给村民提供了反映问题的渠道，也让村干部和各级政府能够及时掌控舆情，消灭风险的酝酿空间。“书记信箱”是“为村”平台最活跃的板块之一，至今已收到群众来信4935封，处理率高达86.2%。邛崃要求村党支部书记在收到来信后24小时候内就要给群众一个答复。陶坝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孔祥华坦言，一开始觉得工作压力很大，但很快就意识到，“书记信箱”恰恰为他厘清了工作的头绪。“书记信箱”还设置了“同问”按钮，可以体现村民对某个问题的关注程度，也让他能够摸清群众到底关心什么事儿，优先解决人们最关注的问题。而在村民的疑问得到书记解答后，其他村民也能在这一平台上了解相关信息，村“两委”干部就不用反复向村民解释同一个问题，提高了工作效率。这种及时有效的沟通拉近了干群之间的关系，即便一些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得到书记详细回复和解释后，村民大多也能谅解。在试点较早的大同乡和桑园镇，使用“为村”三个月后，信访率就分别下降35%和15%;而在实施全域“为村”工程后，邛崃市的信访率已经下降了30%左右。

　　四是创新村民议事协商形式，突出农民主体地位。长期以来，基层干部在基层治理中往往以“我说你干”的思维模式展开工作，群众参与度不高，难以形成基层治理合力，“共享易，共治难”的现象较为普遍。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村民大会、坝坝会、议事会等线下的议事形式面临局限，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无法及时参与，而这部分人群又往往更容易接触到新信息、思路更为开阔。如何发动这些流动到村外的力量，共同参与治理、助力村庄发展，是很多地区试图解决的问题。“为村”平台开发了“议事厅”功能，进入该板块后，可以在议题下发言或评论其他人的观点，议事过程中发起投票表决，议事结束后还可以生成会议纪要，将议事中的亮点通过会议纪要对外展示。陶坝村修路遇到阻力，开展线上讨论时一些在外务工村民提出“要致富，先修路”，“修了路了，交通方便，经济自然能发展起来，对大家都有好处”，这些意见公开呈现后比村干部上门做工作更有用。经过3天线上讨论，原先不同意修路的村民也转变了态度，最终所有村民都同意修路。

　　二、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几点思考

　　乡村治理数字化突破时空限制，以极低的成本缩短了沟通距离，为乡村信息公开、民意表达、民生保障、防灾减灾等提供了技术支撑，为各主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有效平台。但同时也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是开展乡村治理数字化要充分考虑农村地区基础条件。不少农村仍处于“数字盲区”中，部分地区4G网络信号较差，5G部署滞后，偏远地区尤其山区移动网络信号不佳等问题时有发生，36.74%村民反映目前的网络条件仍难以满足上网课等数字服务需求。尚有数亿农民不懂得使用互联网、不知智能手机为何物，难以熟练掌握网络购物、旅行预订、网上支付及互联网理财等应用。在缺少数字化基本条件的地区，不能盲目推进数字化实践，而要探索创新适合本地区特点的乡村治理方式。同时，要强化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乡村广大农民的数字知识水平与应用数字技术技能的，弥补农民数字技术应用和技能的鸿沟。已经具备基本条件、开展了乡村治理数字化实践的地区，也要充分考虑到少数使用手机和互联网不熟悉的老年人需要，不能因为采用数字化手段推进乡村治理，就把这部分人群排除在乡村治理之外，形成新的“数字歧视”。

　　二是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关键在用不在建。数字化治理从治理能力的维度，强调的是数字技术对治理的优化。但数字技术真正发挥作用，离不开治理体系的支撑与保障。数字技术只是一个治理工具，能否真正发挥工具对治理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很大程度取决于治理主体的能力高低。有的部门建立了政务公众平台，却只建不管，使之沦为“僵尸平台”，群众有求无应;有的单位利用APP、工作群的便利性，注重工作“留痕”，却不注重实效，助长了“晒照”当落实、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还有的地区部门业务应用条块化、政务服务分割化“信息孤岛”问题突出，治理主体间“数据壁垒”现象普遍，数据处于“休眠”状态;一些基层平台缺乏以用户为中心的人性化设计，系统交互性不强、传送效率不高，缺乏精细化的数据和精准化的决策方案支持乡村治理。这样的数字化治理达不到机制设计预期目标，浪费干部和群众的时间和精力，增加各级的负担，是基层形式主义的表现。从各地实践看，数字赋能乡村治理效果突出的有几个特点：一是数字化方案有针对性，能够解决当地乡村治理的痛点。二是地方政府有很强的数字政务意识，能够整合部门资源，打破“信息烟囱”，共享数据。三是注意培养带动一批创新理念的村级带头人，有能力有意愿采取新手段推进乡村治理。四是注重对农民的数字化技能培训与宣传，增加农民对数字化治理的认识，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开展多种活动，增强村民与数字化平台的联系。

　　三是乡村治理数字化要注意数据安全和治理风险问题。尽管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伴随乡村治理各领域数字化的深入推进，信息系统将越来越复杂，农业农村数据的关联性、交叉性持续强化，数据风险的复杂性也随之提高，这种变化将使得数字化治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比如，基于信息技术的社会高度互联为个体提供了不在场行动可能，原有的属地治理方式不再有效。由于缺乏数据应用及风险防控的立法与监管，数据安全、隐私保护、责任认定等制度规范仍不健全，涉及数据的大规模采集、传输和计算，容易发生因数据滥用而造成重大社会安全问题，由此可能衍生新的治理风险。调查显示，24.21%管理人员担心乡村治理数字化带来政务信息网络安全隐患。要坚持技术应用与制度保障并重，在鼓励技术参与治理应用的同时，应及时关注和跟踪出现的问题，适时制定与修订有关法规，通过制度规范有关行为、明确各方责任义务，减少社会风险、化解社会矛盾，平台企业要通过改进技术工具进一步降低伦理风险加强自身规范自律，践行社会责任，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技术参与治理的社会认可度。

　　(作者单位：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