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浙江省桐乡市开展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探索,突出党建引领,推动政府、社会组织、群众等治理主体多方共治,发挥“一约两会三团”的协同作用,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乡村治理新格局。桐乡市的三治融合实践,充分体现了自治、法治、德治综合运用、协同发力所产生的乘数效应。
桐乡市地处沪杭之间,交通便利、水路通达,全市总面积727平方公里,辖8个镇、3个街道,户籍人口约70万人、新居民约55万人。 2018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93.5亿元,财政总收入129.4亿元。2013年以来,为解决面临的社会问题增多、矛盾纠纷多发等困扰,桐乡市坚持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开展了三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探索实践。
发挥多方主体的共治作用
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治理主体从单一向多方转变。三治融合理念的提出,有效地推动了政府、社会组织、村民等多方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发挥。
党委政府层面。在全省率先创立“依法行政指数”,建立法律顾问制度,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水平。利用文化礼堂、红色驿站等阵地,经常性开展“法律十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宣传教育活动,将法治意识、道德观念传递到田间地头。
社会组织层面。发挥好社会组织社会面广、专业性强的优势,大力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社联动”,增强社团、商会、行业协会等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能力,推动政府向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目前全市登记、备案的社会组织达3109个,2018年以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和专业社会工作经费累计达1018.94万元。
群众层面。建立城乡社区工作事项准入机制,明确村(社区)36项依法履行职责事项和40项协助政府工作事项。开展清牌子、减评比、去台账等基层组织“去机关化”行动,推动自治职能归位。发挥村干部、党员、三小组长(党小组、村民小组、农村妇女小组)等的“微治理”作用,引导基层群众有序参与基层事务决策、管理和监督。创新“乌镇管家”等群防群治品牌,让群众做好大管家、当家人,实现了社会信息无盲区、网格监督全覆盖。
发挥三种方式的协同作用
桐乡将经过实践验证、行之有效的三治载体加以整合,形成了以“一约两会三团”为重点的三治融合创新载体,协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目前,“一约两会三团”已覆盖全市所有村。
“一约”即村规民约。让村民参与制定和监督,以“村言村语”约定行为规范、传播文明新风,综合运用物质奖惩、道德约束等手段保障落实,使村规民约发挥更好的治理效果。崇福镇党委推动各村将文明餐桌写入村规民约,由党员干部带头签订文明餐桌承诺书,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农村群众厉行节约,革除陋习。
“两会”指百姓议事会和参事会。由村党组织书记担任百姓议事会的召集人,由村党组织书记或村委会主任兼任参事会的秘书长,发挥各类人才的感召力,通过专题会议、个别访谈等多种形式,解决和协调村里的相关事务,协助村“两委”做好群众工作,实现农村事务的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屠甸镇荣星村火炉浜在环境整治中,参事会会长带头出资、上门走访,说服村民共同支持环境整治,共同建设美丽乡村。
“三团”指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以志愿服务、法律服务、道德评判为抓手,将定期坐诊、按需出诊、上门问诊相结合,完善志愿者组织体系、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和道德评判体系,打造市党群服务中心和“一米阳光”“ 法律诊所”等为代表的市、镇、村三级服务组织,2018 年以来服务了近3万人次。选派法律服务团中党员身份的“三官一师”(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到村担任“平安书记”,发挥专业优势,加强和规范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职能作用和日常工作,促进基层自治活力有效释放。
发挥三治融合的全域作用
桐乡高度重视先行先试的经验积累,并在此基础上持续深化三治融合的全领域实践探索。
治理区域上,从示范试点向全域治理深化。三治融合在桐乡高桥率先试点,扩展到桐乡的所有村,并作为“桐乡经验”推广到全省和其他地区。2015年,浙江省开展村规民约、市民公约修订工作,明确要求加入“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条款,使之成为全省3万多个行政村、社区共同遵守的约定。
治理领域上,从重点治理向全面治理深化。三治融合最初主要着眼于解决社会转型期的基层维稳难题。实践中,桐乡进一步挖掘三治融合的综合治理效应,推动了三治融合在基层社会治理各领域的广泛运用。在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中,充分发挥自治组织作用,民主制定整治方案,协同开展长效管理,原来老大难的“脏乱差”问题迎刃而解,取得了良好的反响和社会综合效应。
治理经验上,从实践探索向理论探究深化。在创新实践基础上,与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保持常态化联系和互动,已举行两届全国基层治理高峰论坛,推进三治融合理论研究不断深化。
三治融合基本经验
坚持党建引领是核心。桐乡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注重发挥好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村党支部书记的“领头雁”作用,构建了党组织引领下的“一约两会三团”模式,推进了乡村治理由“为民做主”向“由民做主”“与民共治”转变,推动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对于巩固基层政权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抓好体系机制建设是保障。在三治融合的推进过程中,桐乡从试点出发,在治理模式、运转机制、基本保障等方面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已累计出台 40 余个文件、制度和方案,确保各项工作常态、长效推进。
激发基层自治活力是重点。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找准自治发力点,是以三治融合撬动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一约两会三团”、三小组长、网格长等“微治理”方式,打通了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唤醒自治意识,由点及面、逐渐重燃群众对公益事业的关注和热情。
形成文化氛围是长远目标。“三治”不会立竿见影、一融就灵,需要久久为功、不断积累。从一开始助力维稳需要,发展到目前涉及基层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最终要把外化于形的机制内植于心、内化为人的自觉,融入到“我自爱桐乡”的人文风气当中,形成具有桐乡特色和辨识度的文化内核。
(以上两个案例均选自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的首批20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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