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在享受亲情温暖、共度团圆佳节的同时，趁着走亲访友开展了乡村治理调研。

　　一、湘南地区的村庄特点

　　我的家乡耒阳是湖南南部的一个县级市，常住人口超过百万，2017年城镇化率为51.04%，农村人口众多，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我访谈了几个村庄，具有鲜明特点。

　　一是聚族而居，有宗族色彩，但宗族力量不强。爷爷老家和奶奶老家分属太平乡群建村的两个自然村，一村姓贺，另一村姓匡，隔溪对望，世代联姻。匡家村大约有两百年历史，从一个祖爷爷开始，发展到现在50余户、200多人，有族谱、正厅屋(即祠堂)，分为三房亲族，无族长，每房有主事人，帮助协调房内各事。贺家村只有约120年历史，百十口人，是个小村，分四房，同样无族长，有正厅屋、房内主事人，去年开始修族谱。父亲朋友带我去的小水镇小圩村，由原小圩村、泉山村、源头村合并，1200余户近五千人，80%是李姓，原小圩村、泉山村是所谓“大房”，源头村是“五房”，有族无族长，建有李氏正厅屋。本地村庄大多没有宗族管理，日常交往以个体家户和相近的亲族为主，仅红白喜事时请族里辈分高的老人出面，宗族没有绝对权威，难以形成强大的宗族力量维持村内自治或对外抗衡。

　　二是劳动力大量外出，离村不弃村，农业发展有空间。耒阳靠近广东，青壮劳动力大多南下到广州、中山、东莞务工，有的转移就业到了市区，留在村里种田带孙的都是老人。但村庄并未完全凋敝，破败的祖屋边是一栋栋两层小洋楼。人们赚了钱先回村盖所大屋，再在市区置办房产安置老人孩子，比较富裕的会在务工所在地考虑买房。逢年过节，在外务工的人大多会回到本村，尤其是清明节，家家户户都要回来祭祖。相比山区的贺家村，平原地区的小圩村情形更好些，离市区开车就20分钟，利用申报传统古村落的机会，改善了道路等基础设施，村容村貌大为改观。约一半的村民外出务工，留下的人也在努力发展产业，有大学生组建合作社种植红薯的，有发展几千亩油茶林的，还有计划引进药材加工厂的。但总的看，耒阳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仍有空间，土地流转价格低，小圩村每年150元/亩，大舅家在浅山区，仅收100元，二姑父曾将承包地无偿让给别人耕种。

　　三是能人反哺，乡贤作用突出，共治共建村庄。村庄的治理和建设并不只是村民自己的事。很多早已不在村里居住、也并非农业户籍的农家子弟，仍然参与了村庄很多活动。比如年前小姑父村里建正厅屋，募集资金、建设规划、落成仪式等都是子弟们操持。村里修渠挖沟修路，子弟们都积极捐钱捐物。老家邻村的大戏台子由办私立学校的子弟捐资兴建。小圩村修复古正厅屋，需筹款一百多万，有子弟捐了10万元。大量建设要依托这批子弟，村里谋划大事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立乡贤会就为了用于维系子弟与村里的关系，为他们提供平台参与村庄治理。

　　二、“一核五会”的乡村治理机制

　　这两年耒阳按照省里统一要求，在农村全面推行“一核五会”，即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发挥村民委员会、村民议事会、监督委员会、红白理事会、乡贤会作用。我对村支书李佐南和组织委员李贵华进行了电话访谈，大致了解了小圩村乡村治理的主要做法。

　　村党组织是核心。小圩村共72个党员，大部分是老年党员，年轻党员少且主要在外打工。我问李佐南，党员这么少、又不在本地，怎么发挥“核”作用?李佐南说，关键是发挥每个党员的作用。现有29个村民小组，三分之一的小组长是党员，其他党员也都积极参与村庄治理。注重加强党员学习，建立党员远程教育站，每月开展学习讨论。村支部有8人，其中1人为聘任人员，每月6日为支部主题党日。

　　村民委员会、村民议事会、监督委员会、红白理事会、乡贤会各自发挥作用。村民委员会设主任和副主任，其中主任是党支委成员，主要是抓好全村的日常工作。李佐南之前就曾担任村主任长达十多年。村民议事会成员9人，其中4人是村民小组长，2人是“两委”班子成员，3人是村里辈分高、说话权威的主事人，遇到重要事情如公益事业、村里工程等召开会议，每年约8次。村委会设有专门的村民议事室。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3人，都是村里有威信、做事认真的人，主要监督财务开支及项目。现在财政补贴都能通过APP查询，老百姓对监督委员会的要求更高了。乡贤会目前是5人，都是企业家，经常为村里发展出主意想办法。没有人数限制，满足条件都可以申请加入。红白理事会就为鼓励红白喜事新事新办、简朴节约而成立，现在也是5人，包括老支书、聘任干部、两个村民小组长、小圩村(自然村)红白理事会管事，帮助村民收取礼金、布置场面、明确风俗，现在喜事小办、丧事简办渐成风尚。

　　村里还有敬老院和农家书屋等文化社会服务。57位五保户生活在敬老院，由民政部门拨付资金。年底李佐南很关心老人们是否吃饱穿暖，我两次电话访谈都碰上他在敬老院忙里忙外。村里集体经济薄弱，账上没什么钱，没什么福利给老人，逢年过节只能靠几位农民企业家送些慰问品。农家书屋由文化局推动，地点设在村委会，很多村民喜欢在中午去读书。

　　三、几点感受

　　一是地方开展乡村治理的探索卓有成效。关于乡村治理是否取得实效的问题，李贵华说，以前偶尔还有一两起邻里矛盾，现在都没有了，老百姓在外面见多识广了，小事不在意，大事有了村级调解机制也很快就解决了。太平乡凤光村民风彪悍，以前经常因为边界矛盾与隔壁永兴县坪田村打架，后来成立了新乡贤会，两村群众自筹资金200多万元联合兴建了文化活动中心和休闲文化广场，组建了腰鼓队、广场舞队，以前见面就打架的死对头，现在变成了一起打鼓跳舞的老伙伴。我这几天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地方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强化农村产业发展、推动农村民主法治进程、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等各方面作出的积极努力，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体系积累了丰富经验。要充分挖掘和总结此类实践探索，广泛宣传典型案例，为全国各地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提供可学可复制的样板。

　　二是当前乡村治理还存在诸多痛点。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号召力不强，以小圩村为例，总人口超过4800人，党员只有72人，占比约1.5%，除去外出务工的中青年党员，日常在村的也就50多人，难以真正承担起核心作用。产业经济组织发育不足，调研的几个村，集体经济都很薄弱，仅有一点集体林的收益。这两年市里财政紧张，对农村资金支持有限，村里要办大事得靠筹款，村民获得感不强，归属感也有所削弱。几个合作社都处于发展初期，带动能力还不强，难以形成经济纽带。农民民主法治意识不够，文化水平低的普通村民主动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不高、程度还不深，对村干部又缺乏基本的信任。

　　(作者单位：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