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的决定，表彰了一批为改革开放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40年来农业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改革先锋”为代表的广大农民群众和“三农”工作者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栏目特刊登部分农村改革领域“先锋”，记录他们的先进事迹，讴歌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村改革凝聚力量、提振信心。

　　杜润生农村改革的重要推动者

　　40年前，改革在农村萌芽。40年后，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新一轮农村改革正当时。从解决好农民和土地关系问题、释放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到不断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融合发展，有这样一位老人，以毕生精力推动农村改革破局，并不断取得新收获。

　　杜润生，我国农村改革重大决策的参与者和亲历者。40年一步步走来的农村改革征途，留下了杜老不可磨灭的脚印。

　　1979年，杜润生已66岁，出任刚刚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主管农村政策研究。中国改革的起点是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当时，“包产到户”仍是一个非常敏感而有争议的话题。

　　在一次讨论“包产到户”的工作座谈会上，因各方分歧太大，会议无法继续。杜润生撇开这一话题，说起温饱问题该如何解决。摆事实、讲道理，最终推动形成了1980年的“75号文件”。这个文件打破了多年来形成的包产到户等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僵化观念，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当时中国农村产生了较大的思想冲击。

　　1982年，杜润生根据中央精神主持起草了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他出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连续又主持起草了4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

　　杜润生说：“我在农村问题上有一条原则：尊重农民。”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改革之初，他坚持尽可能延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将使用权物权化。后来，他继续呼吁免农业税，呼吁破除制造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呼吁警惕因征地而造成农民流离失所……

　　人们称他为“农村改革之父”，但面对这样的赞誉，杜润生却从不放在心上。2008年，杜润生获得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当时已95岁高龄的杜润生在颁奖典礼上表示，“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发明，我们只是进行了调查研究理论化”。

　　2015年10月9日，杜润生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因改革“走红”的18位庄稼汉

　　严宏昌、严金昌、关友江、严立华……40年前“贴着身家性命”干起“大包干”的18位庄稼汉，如今只剩下10位，多数已年逾古稀。

　　40年前，在“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年代，严金昌曾因在房前屋后种几分地的生姜大葱辣椒、养了几口猪，被连续批斗三四天。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年挣的工分只能分到百把斤粮食。

　　饿怕了的小岗人心里明白，想吃饱饭，必须干天下人之不敢干：分户单干!为了不走漏风声，大家特地选了有前后两进房的严立华家。1978年冬夜，18位庄稼汉托孤求生、立誓为盟，签订“秘密协议”，按下鲜红手印。

　　“大包干”极大调动了小岗人的生产积极性。次年，小岗便迎来丰收，粮食总产13.3万斤，是前十余年产量的总和。

　　这如同一股强劲东风，瞬间冲垮“大呼隆”“大锅饭”，点燃地火，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农村大地。18枚红手印催生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最终上升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由此被拉开。

　　“大包干”后，小岗人吃饱肚子不再是问题，可如何实现富裕?小岗人改革再出发。2008年，关友江开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大包干菜馆”。不久，小岗村又开始了另一项改革——土地流转。

　　如今，“大包干”带头人已逐渐把田地流转出去，和孩子们办农家乐、开超市，不再局限在地里刨食。“作为小岗人，尤其是大包干带头人，更要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严金昌说。

　　今天的小岗，已从当初一百多人的生产队发展成为全国十大名村，正在加速打造文化、旅游、培训、现代农业四个特色品牌，乡村振兴实施方案已然绘就。

　　申纪兰不忘初心，把根永远扎在农村大地上

　　一身深蓝色粗布衣服、一头刚盖住耳朵的短发，在1975年剪掉长辫子之后，申纪兰4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这种在农村最常见的打扮。

　　她一生不曾离开劳动，即便89岁高龄，每天还是力所能及地参加劳动。

　　“要和乡亲们在一起，把根永远扎在农村大地上。”她说，这是她的初心。

　　申纪兰1929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顺县山南底村，是全国唯一连任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人，一生堪称传奇。

　　她嫁到西沟村时才18岁，婚后第六天就下地干活，一生信守“劳动就是解放”。

　　上世纪50年代，她带着十几个姐妹加入互助组，和男人一样种树开荒，把男女“同工同酬”变成了现实。至今，村里仍流传着这样的“斗争故事”：

　　春播快开始了，成堆的粪要往地上匀。妇女装一天粪7分工，男人挑、匀一天10分工。干了一天，妇女们都想挑粪匀粪。男人不愿意，就比赛。一样多的人和地，男人休息了，妇女不休息，不到晌午，妇女们都匀完了，有的男人还没匀完，连最反对同工同酬的男社员也说：“该提高妇女的底分了。”

　　1983年，西沟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迎来改革开放后的新起点。2年后，申纪兰带领乡亲们办起了平顺县第一个村办企业，西沟村逐渐走上了快速发展道路。

　　现在，西沟村有集体企业4家、民营企业12家。2018年，村集体可支配收入21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9800元。

　　在申纪兰身上，“勿忘人民、勿忘劳动”的初心已经化为血液。即便在担任山西省妇联主任期间，她依然早早起床，给大家扫地、打开水、擦桌子，也不曾将自己和孩子户口迁到城市。

　　申纪兰对物质生活看得很轻。她住的仍是上世纪60年代的老房子，有一张旧桌子和一个旧式小柜子，一张老式木床占了半个屋子，没有一件现代化家具和高档电器。但她却多次将奖金捐给村集体。她坚持不领厅级干部工资，原来每月只拿村集体150元补贴，这两年才涨到300元。

　　余留芬 让人人有事干户户都小康

　　1988年，20岁的余留芬从外乡嫁到“一年种粮半年饱”的贵州省盘州市淤泥乡岩博村。不想一辈子土里刨食的余留芬从1993年开始创业，给人照过相，也开过小卖部、小饭馆。到上世纪90年代末，这个“爱折腾”的外来媳妇成了村里少有的“万元户”。

　　2001年，余留芬被选为岩博村村支书。她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自己拿出4万元积蓄带领村民修通了出村路，随后，她通过村里的林场为岩博村赚到了“第一桶金”。

　　在余留芬的带领下，曾经“要啥没啥”的岩博村“家当”越来越多，“家底”越来越厚：2003年，村里利用当地丰富廉价的煤矸石开起了砖厂;2004年，利用祖辈传下来的酿酒手艺办起了酒厂;2005年，为了利用酒厂的酒糟又办起了养殖场……到2017年，岩博村集体收入达到了610万元。

　　在岩博村，村民既是产业工人又是股东，既拿工资也有分红，而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能就近上班。

　　作为深度贫困地区带领村民脱贫攻坚的优秀代表，余留芬深知自己的发家致富和岩博村的脱贫奔小康都离不开改革开放以来的好政策，她将通过实际行动“带领更多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奋勇向前，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富裕的生活”。

　　根据新华社消息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