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三变”改革，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是国家现有改革大政和制度框架下，把农村集体组织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盘活的一种机制创新。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从实际出发探索发展集体经济有效途径，鼓励地方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等改革，增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和实力”。这样的表述，也是对“三变”的定位。

　　资源变资产，就是把农村集体的土地和设施进行评估折价，变成可以入股的资产。对于贫困地区来说，主要是集体土地资源，包括林地、草地、荒山、水域等。此外，也可能有建设用地以及房屋设施等。

　　资金变股金，就是把国家的一些支农财政资金、村集体资金变成股金。其中，来自国家的财政资金主要是那些设施建设、生态保护、产业扶贫等方面的资金;所有直接补贴到人的资金，都不在此列。

　　农民变股东，就是把农民的农地经营权、宅基地的使用权以及其他资产资金，评估折价入股。

　　概括地说，“三变”，就是把集体的资金和土地评估折价入股，让集体成为股东;把农民的承包土地和宅基地折价入股，让农民也成为股东。

　　农村“三变”改革，是一种机制创新。其并没有突破现有的大的制度框架，而只是对现有资源的一种整合，是资源使用方式的改变。一是基本产权关系，并没有发生变化，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化，农民入股的，仅仅是农地的经营权和宅基地的使用权，而农地的承包权和宅基地的资格权，仍然在农户手中。二是农用土地的属性，并没有发生改变。也就是说，无论怎么变，耕地还是耕地，林地还是林地，农用土地的农业用途，是不能随便改变的。

　　“三变”改革的根本意义，在于其能够把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的资产盘活，用于回报率更高的农业经营项目。衡量改革是否成功，最终要看“三变”改革，能够给集体和农民带来多少实质性的收益。

　　“三变”改革是否能够获得成功，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最根本的，是在两个关键环节，都要成功。

　　第一个关键环节，是能够实现“三变”。这又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自身资源的利用潜力要大，可以进行生产结构调整，由生产大路货转变为生产出高价值的产品。也就是说，可以进行特色种植业，如高价值的林果业、药材、茶叶、油茶、橄榄果、花卉等;或者进行特色养殖业，如散养的禽类、蛙、鱼虾蟹等;或者进行乡村观光休闲农业的开发，搞生态旅游、健康疗养、民宿度假、农耕教育等。一般说来，这应该是绿水青山风光美丽的地方，蓝天白云环境宜人的地方。这是必要条件。二是外部的企业要有眼光，能够看到这些资源潜力，并且有能力、有意愿来开发出这些资源的潜力，把资源潜力变成现实，变成丰厚收益的产业。这是充分条件。

　　第二个关键环节，是“三变”之后，能够实现增收。“三变”，是把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体变成股东。“三变”之后，集体和农民就一定会增收吗?不一定。关键还要看股权能否收益，也就是说，股权所代表的经营活动，是否能够获得高效益。这取决于各种因素，尤其是所入股的企业，是否有良好的经营能力。这包括：开发项目的选择，是否对路，是否瞄准了市场的需求;是否有足够的筹资能力，不因为资金链问题而拖长项目的建设期;是否能够很好地解决项目所涉及的各种技术性问题，例如种植技术、养殖技术、旅游项目设计技术等;是否能够熟悉农民的特点，以适当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让每个农民都全心全意支持项目发展，在项目工作中即便没有监督，也能够自觉地使出全力;是否在项目建成后，有很好的营销能力，把好产品卖出个好价钱;以及是否有公正之心，给集体和农民以合理的收益回报;等等。

　　“三变”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通过“三变”使得集体和农民增收，才是目的。为此，合作企业的选择和引入，就极为重要。是主动外出招揽企业?还是坐等企业上门来?引来的企业是否靠谱?这是对村干部态度和能力的考验。如果村干部有过外出打工经历，甚至有创业经验，那么，对于积极稳妥推动“三变”改革，通常具有较好作用。

　　那些看重乡村振兴机会，愿意到农村投资的企业，除了要有战略眼光之外，也还要特别重视和解决好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无论项目回报期的长短如何，无论使用什么办法，都要在短期内就让农民获得收益，至少能够得到一个保底性质的收入。这是因为，那些有条件进行“三变”改革的地方，通常都是在山区丘陵区，农民普遍收入水平较低，可能不少还是贫困户，如果在数年之内没有收益或收益很少，他们是难以承受的。

　　企业的选择，无非是两个：一种策略，是在项目选择上，长短结合，既着眼于长远的收益，也搞一些来钱快的项目，让农民在短期内就看到好处。另一种策略，是注重长线项目，志在远期高回报，那么，就要想办法先筹措一些资金，先给农民支付一定的保底性收入。这样做，不仅仅是维系农民生计的需要，也有助于增强农民对项目发展的信心，积极支持项目建设，让项目开展得更顺利。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