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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州农业从“共营”走向“共赢”

2017-09-15 14:10:55       来源:农村经营管理-中国农村网    作者:本刊记者 周嵘

  

  四川省崇州市农业生产条件并不算好,“四山一水五分田”,每户最多三五亩地,然而近年来崇州却成为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县。这其中有什么样的故事?

  8月,正值水稻结穗灌浆,叶面施肥和防治病虫害是田里的重要农活,可崇州市桤泉镇的农民们却挺清闲。农民杨德英告诉记者:“我家一亩四分地,全部参加合作社了。有好几个经理管着这些农活,我们就等着分谷子、分钱。”

  记者走进杨德英所说的桤泉镇千丰土地股份合作社,见到了她口中的“经理”——魏涛,一个名片上印着“农业职业经理人”头衔的“85后”小伙子,他正在农田边指挥几个人操作载有22升农药的大型无人机进行喷药作业。一架无人机停在田边装药,机身上“崇州农业综合服务站”字样清晰可见。

  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和专业化服务组织,正是构成崇州市农业共营制的三大主体,这个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支持着崇州农业发展和粮食生产,实现了“共建共营”到“共享共赢”,万千农户也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经营的角色嬗变。

  倒逼出来的农业共营制

  在崇州农业职业经理人的圈子里,问起为什么要搞农业共营制,多数人都会提到2009年一家企业租赁桤泉镇3000余亩农地出现的毁约退租事件。

  崇州市农村发展局局长刘波回忆,崇州市70%以上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农村面临无人种田的困境。2003年前后,崇州市大力引进工商资本下乡种粮。但这些企业多改种经济作物,甚至有的开酒店,踏实种粮的极少。因为生产成本高,市场未打开,中途亏本倒闭的不在少数。

  2009年,一家外来企业租赁桤泉镇3000余亩土地种植辣椒,因经营不善毁约退田,但农户不愿收回被退的承包地,转而要求当地政府承担责任。刘波说:“自2010年起,崇州‘被迫’进行新的试验,将企业退租的3000余亩土地划为300—500亩不等的连片地块,动员和引进种田能手种水稻,以免土地撂荒并向农民支付地租。”

  令人未想到的是,这一试验当年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种田的农民收入基本上都达到或超过同期外出务工农民的收入。

  桤泉镇的“应急”试验最终“逼出”了现实管用、互惠共赢的农业共营制。崇州市在高效粮田区域内,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以行政村为单位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由合作社聘请懂技术、会经营的农业职业经理人负责生产经营管理,同时引导社会专业化服务体系支撑。

  魏涛所在的桤泉镇千丰土地股份合作社也是在此背景下应时而生的。2013年,承租700亩田地的外来企业退出后,村民们以土地入股方式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作为业主和股东,自主招聘职业经理人。魏涛及其他几位同行手持农业职业经理人的资格证书顺利上岗,成了时髦的“农业CEO”。

  在崇州,像魏涛一样持证上岗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已经超过1600人,他们分布在崇州市225个土地股份合作社中。全市入社土地面积31.06万亩,入社农户9.09万户,占全市农户的59%。

  要共营,更要共赢

  在崇州,记者听到一段顺口溜,“土地变股权,农民当股东,有地不种地,收益靠分红”。从这段话里能听出当地农户对农业共营制的喜爱。为何崇州农业共营制就比流转给企业、大户更受欢迎呢?

  隆兴镇黎坝村的杨柳土地股份合作社是崇州市最早成立的合作社之一,合作社理事长陈永建告诉记者,种什么以及具体的生产经营方案由理事会根据市场需求和多数社员的意向决定。“流转费虽比入股收益多,但不确定因素让农民有顾虑。土地牢牢地掌握在合作社手中,再也不用担心租地的外来企业或是大户把上好的稻田拿去种蔬菜。”在共营机制下,参与合作社的农民对土地一样上心。虽然不需要下田,但合作社的农民还是会时不时地去地里看看,帮助职业经理人一起讨论田间管理。

  任建忠是隆兴镇青桥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职业经理人之一。“如果说作为股东的农民可以决定种什么,那我这个职业经理人就是来决定怎么种。”任建忠介绍,以今年为例,生产计划书里安排了890多亩的水稻机插秧,当计划确定后,不论是选种、育秧、机耕还是插秧、除虫、收割,这些环节都由他们几个职业经理人来安排。

  作为职业经理人,任建忠不但不用亲自下地干活,买种子、化肥、农药,租农机,防虫病,烘干粮食这些专业服务都有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来帮忙。在成都“一稼禾”公司集贤农业服务超市里,各种农资、农业服务都“明码标价”:农劳服务制种水稻插秧220元/亩、水稻插秧130元/亩……超市后面,十多台鲜红簇新的“雷沃谷神”收割机被喷上了“一站式全程农业生产服务平台”字样。这样的场景几乎遍布于崇州市各农业乡镇农业服务超市。

  在村民眼里,“股东”只管决策“种什么”,“经理”只管组织“怎样种”,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农业服务超市“明码标价”提供全程农业生产服务,这才真正实现了“农业共营”。

  “3年前五星村还是贫困村,现在发展得好了,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16000元。”白头镇党委书记李铭剑说,这一切离不开五星土地股份合作社。他认为,农业职业经理人与社员共同协商确定收益分配,既保障入社社员收益,又保证职业经理人积极性,这种实现共赢的利益联结模式才是农业共营制得以发展壮大的根源。

  白头镇五星土地股份合作社理事长赵水伏告诉记者,合作社采取“保底+分红”的方式,以一亩300斤大米为保底收入,超出的效益加上粮食补贴资金按1∶2∶7分配。“10%作为合作社公积金、20%作为社员土地入股分红、70%作为职业经理人佣金。”赵水伏说,辅以超产分成或二次分红等分配方式,职业经理人每亩收益在150元左右,入社农户在收回生产成本后,每亩直接增收约500元。

  在桤泉镇千丰土地股份合作社,除了每年每亩500元保底外,社员们还要与合作社、职业经理人分享每季种粮食利润,分成比例为3:1:6。今年初,为了确保长期发展,分成比例变成了3:2:5。“合作社多提取10%的公积金和公益金,我少拿10%利润,但为了继续留任,实现合作社更长远发展,还是值得的。”魏涛说。

  探索农业共营制升级版

  2014年秋天,崇州的农业职业经理人们集体遭遇了一次“滑铁卢”。魏涛回忆说,那年秋收,由于周边没有合适的晒粮场地,他将24万斤稻谷全部晾晒在路上,结果遇上下雨天,稻谷没有办法晒干,被粮食收购加工企业压价收购,让职业经理人损失惨重。“下一天雨,我的心就滴一天血啊。”魏涛说。

  集贤乡梁景土地股份合作社职业经理人牟丛伦也经历了这次教训,他说:“虽然后来统一建设的烘储中心解决了粮食烘干的问题,但是这件事给我们提了个醒,那就是市场必须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招聘专业人才从事营销,发展订单农业,这两种办法先后都被牟丛伦否决,“前一种办法需要很大的支出,还需要建立一整套的管理系统,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后一种办法治标不治本,价格还是别人说了算。”

  在牟丛伦建议下,合作社以及梁景村“两委”决定引进公司参与合作,尝试直接面向终端市场,解决农产品的出路难题。

  通过招商引资,企业、合作社、社会投资人、家庭农场等共同发起“梁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成立后,主要是研究市场规律,建立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以市场化的运营方式指导合作社生产,对农产品进行包装销售和品牌打造,探索“公司+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新型农业综合服务”的农业共营制升级版。

  “这种模式最大的价值,在于可复制性。”崇州市相关负责人认为,如果试验成功,这种模式对于崇州农业共营制来说,是一个补充。“新模式的建立,补充和完善了共营制在市场方面的不足,使合作社这个经营主体不仅在生产上实现了高效率,在市场上也拥有了发言权,不仅解决了当前的一些难题,从长远来说对崇州农业品牌的建立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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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