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比中美农业发现，中国农业迈入“高成本”时代，中国农业成本已全面超越美国，中国农业生产效率与基础竞争力逊于美国农业。中国农业人工成本远高于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远不及美国;中国农业土地成本也比美国高。美国农业成本中物质与服务费用占比较高，显示美国农业生产更多倚重物质投入、农机装备、技术服务等。中国农业基础竞争力薄弱的根源是存在资源、劳动力、农业机械、科技短板。要想提升中国农业的竞争力，需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培养职业农民，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增强农业科技支撑力量。

　　中国农业生产成本全面高于美国

　　1. 21世纪以来，中国农业成本持续上升并全面超越美国，中国农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相对下降，农产品进口量快速增加。

　　进入21世纪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主要农产品成本快速上升，逐步全面、大幅超越美国。2015年，中国玉米、稻谷、小麦、大豆、棉花等主要农产品亩均总成本分别为1083.72元、1202.12元、984.30元、674.71元、2288.44元，分别比美国高出56.05%、20.82%、210.42%、38.44%、222.84%。中国农业迈入“高成本”时代，农业生产效率与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来自美国及世界农产品进口增加。

　　从2009年起，中国玉米亩均总成本超过美国并逐步拉大差距。中国玉米亩均总成本，2015年较2001年增长230.52%，远高于美国49.24%的增幅。尽管中国玉米亩均产量增加到488.81公斤/亩，但比美国仍低30%，美国玉米的土地生产率水平高于中国。中国玉米成本与竞争力优势的丧失很快体现在国际贸易上。2010年，中国进口玉米大幅增加至157.24万吨，其中从美国进口150.18万吨，2012年达到近年峰值520.71万吨，其中从美国进口511.30万吨，此后几年在国内玉米库存高企背景下进口有所下降。

　　中国小麦亩均总成本，2015年较2001年增长了660.66元，增幅204.13%，远高于美国26.47%的增幅。自2012年以来，中国进口小麦都保持在300万吨及以上，进口最高年份是2013年，总进口达到550.67万吨，其中从美国进口382.01万吨。

　　21世纪以来，美国稻谷亩均产量一直高于中国。从2012年起，中国稻谷亩均总成本超过美国，但差距较小，历年从美国进口稻谷(大米)几近于零。

　　中国大豆亩均总成本，从2001年至2015年增加210.10%，远高于美国35.29%的增幅。从2010年起，中国大豆亩均总成本超过美国，并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2015年，美国大豆亩均产量比中国高出54.90%，土地生产率长期高于中国。中国大豆进口已逐年攀升至目前的8000多万吨。

　　中国棉花亩均产量比美国高75%，但亩均总成本高出222.84%。中国棉花进口在2012年达到波峰为513万吨。

　　中国农业成本高，再加上中国对主要粮食品种实行政策性保护价收购，导致中国农产品价格明显高于美国及国际市场，这是中国农业竞争力不足的重要体现。2015年，中国每50公斤玉米、稻谷、小麦、大豆、棉花平均出售价格分别比美国高出109.91%、50.89%、98.69%、102.78%、44.57%。

　　2. 中国农业人工成本显著增加且远超美国，土地成本逐步上升亦高于美国。

　　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2001年至2015年，玉米、稻谷、小麦、大豆、棉花人工成本增幅分别为256.71%、230.27%、261.57%、172.46%、336.07%，成为推高农业成本的主要因素。2015年，玉米、稻谷、小麦、大豆、棉花人工成本分别是美国的14.78倍、4.11倍、16.33倍、8.5倍、28.23倍，表明中国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美国，这与中国农业机械化程度相对低的事实相契合。2015年，中国玉米、稻谷、小麦、大豆、棉花人工成本占比分别为43.25%、42.31%、37.02%、31.89%、60.64%，其中，棉花人工成本占比一直最高，玉米、稻谷的人工成本占比分别于2012年、2013年超过物质与服务费用占比，成为占比最大的生产成本，大豆人工成本构成在2014年超过物质与服务费用占比，不过其低于土地成本占比，小麦人工成本占比接近于物质与服务费用占比。

　　近年来，农地要素价格逐步上涨。2001年至2015年，玉米、稻谷、小麦、大豆、棉花亩均土地成本增幅分别为510.38%、347.40%、392.43%、503.47%、339.74%;土地成本占比分别上升至2015年的22.03%、17.87%、20.29%、38.20%、12.25%。对于租地经营型农业，土地成本占比更高。中国玉米、稻谷、小麦、大豆、棉花亩均土地成本分别比美国高29.86%、34.28%、194.77%、55.45%、200.51%。

　　3. 美国多数农产品物质与服务费用高于中国，占比六成至八成，表明其资本、技术、服务、机械等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

　　尽管中国农业成本总体上明显高于美国，但美国多数农产品物质与服务费用却高于中国，美国玉米、稻谷、大豆亩均物质与服务费用480.86元、735.43元、298.91元，分别比中国高104.64元、256.74元、97.1元，中国小麦、棉花亩均物质与服务费用分别比美国高191.91元、52.29元。与中国不同，新世纪以来，美国主要农作物成本及其构成基本稳定。2001年至2015年，美国稻谷、玉米、小麦、大豆、棉花亩均总成本增幅分别仅为22.77%、49.24%、26.47%、35.29%、9.77%。亩均总成本构成中，物质与服务费用占比和人工成本占比变化趋势相反，物质与服务费用占比逐步增加至2015年的73.91%、69.25%、72.00%、61.33%、80.15%;人工成本占比分别减少至16.08%、4.28%、6.63%、4.65%、6.70%。

　　美国农业机械作业规模化、智能化程度远远高于中国，在降低人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方面作用明显。人工成本占比稳中趋降，多数不到一成，表明美国农业资本、技术、机械等投入对劳动的替代明显。

　　中国农业基础竞争力薄弱的主要根源

　　中国与美国等农业发达国家相比，在农业资源禀赋、劳动力素质与职业化程度、农业机械水平、农业科技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以致农业基础竞争力薄弱。中国农业高成本、低效率、缺乏农业基础竞争力的状况将在一定时期内维持。

　　1. 中国人均农业基础性资源禀赋相对不足，资源型基础竞争力处于劣势。

　　中国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略多于美国。2015年，中国耕地、林地、草地、园地分别为20.25亿亩、37.95亿亩、32.91亿亩和2.145亿亩。美国耕地、林地、草地面积分别为23.19亿亩、46.51亿亩、37.26亿亩。中国耕地比美国少2.94亿亩，林地加园地合计比美国林地少6.4亿亩，草地比美国少4.35亿亩。截至2015年，中国有13.7亿人口，美国只有3.2亿，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6倍。中美人均土地资源占有量差距明显。美国人均耕地、林地、草地面积分别约为7.272亩、14.584亩和12.368亩，而中国人均耕地、林地(含园地)、草地面积分别仅约1.477亩、2.924亩和2.4亩，美国人均耕地、林地、草地面积分别约为中国的4.9倍、5倍和5.2倍。

　　中国和美国水资源总量大体相当，中国水资源总量为27962.6亿立方米，美国水资源总量为28179.9亿立方米，中国人均2039.2立方米，美国人均8836.4立方米，美国人均水资源量是中国的4.3倍。

　　众所周知，中国以占世界6%的淡水资源、9%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1%人口的吃饭问题。可见，中国人均土地、水资源等农业资源禀赋不仅相对于美国匮乏，而且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不足，这决定了中国农业资源型基础竞争力处于劣势。这是中国与美国、与世界相比，农业基础竞争力的先天差距所在。这种资源型劣势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会有根本性改变。

　　2. 中国农业劳动力基数过大，劳动力基础竞争力不强。

　　截至2015年，美国农业就业人员数242.2万。而同期，中国农业就业人员数(第一产业就业人数)21919万，其中包括兼业人员。中国这样体量庞大的农业劳动力超过农业需要量，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也是农业劳动力中大部分兼业的原因。而且随着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会逐步增多。中国农业就业人数是美国的90倍。中国农业劳动力平均经营耕地面积为9.24亩，美国农业劳动力平均(简称“劳均”)经营耕地面积为957.47亩，美国劳均经营耕地面积是中国的103.6倍。此即上文分析的中国农业成本中人工成本占比第一、美国农业成本中人工成本占比最小、中国农业人工成本远高于美国的内在原因。

　　3. 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较低，农机普及基础竞争力滞后。

　　世界上农业先进国家的农业机械化水平都比较高。美国不仅早已在粮食作物上而且在棉花、大豆、烟草等品种上实现了耕种收全程机械化。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相对较低，耕作环节机械化率相对较高，但播种、收获环节的机械化率较低。2015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63.82%，机耕率为80.43%，但机播率和机收率都较低，分别为52.08%和53.40%。按作物品种来看，三大粮食作物中，小麦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最高，为93.66%;玉米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为81.21%，其中机收率仅为64.18%;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为78.12%，其中机播率只有42.26%。其他作物的机械化率普遍较低，大豆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为65.85%;棉花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为66.81%，特别是其机收率低至18.81%。油菜、马铃薯、花生等机械化率都较低。

　　4. 中国农业科技相对落后，科技型基础竞争力欠缺。

　　近几十年来，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对中国农业增产与发展居功至伟，化学肥料、优良品种、农业机械、生物技术、设施大棚等推动着中国农业发展进步。中国农业科技在世界上处于较为领先的水平。但与世界上农业先进国家相比，中国在一些基础性、关键技术领域仍有一定的差距。农业科研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应用工作欠缺，相关农业科学技术集成不够，农民科技素质不强，总体上农业科技型基础竞争力欠缺。

　　提升中国农业竞争力的建议

　　1. 利用与保护并重，提升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一，积极开展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整治工作，夯实农业基础。通过提高土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推广节水技术，大规模实施农业节水工程，提高土地生产率和水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农业基础性生产成本，提高农业资源型基础竞争力。

　　第二，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涵养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保护农业生产能力。不能单靠拼资源、拼消耗来发展农业，应根据化肥农药投入大、利用率低的状况，扎实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化肥农药零增长、有机肥替代化肥、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措施，减少化肥与农药使用总量与单位面积使用量，提高其利用率，不断减轻农业环境污染。

　　第三，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探索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逐步提高农业经营规模，降低单位面积、单位产品的经营成本。中国农业经营规模过小是造成单位成本高的主要因素之一。提高农业经营规模是农业发展的一个趋势。要建立健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降低交易成本，形成合理的土地租用价格水平，既要保障承包农户的土地权益，也要防止过高的土地租用价格推高农业生产成本，侵蚀农业竞争力。积极探索并总结推广进城落户农民自愿有偿退出承包地政策，发挥其对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潜在力量。

　　2. 进一步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培养职业农民。

　　中国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农业人工成本方面还有巨大潜力。

　　第一，进一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截至2016年底，中国城镇化率为57.35%，远低于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亿万农村人口将持续向城镇迁移。工业化和服务业发展也将吸纳更多农业剩余劳动力。应积极顺应这种趋势，打破城乡壁垒、区域壁垒、行业壁垒，创造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引导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服务业转移，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既为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人力资源，降低工业和服务业人力成本，也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找到出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农业人工成本。

　　第二，培养职业农民。职业农民是发展现代农业的中坚力量。长期以来，我国农民兼业化程度高、职业化水平低，对许多农民来说，农业沦为副业，农业未被用心经营。农业现代化呼唤越来越多职业农民的诞生。

　　3. 全面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推进农机智能化。

　　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低与农业劳动力数量庞大、农业经营规模小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农业劳动力多、经营规模小抑制了农业机械的推广利用，农业机械发展滞后又影响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经营规模扩大。而这些中国农业的关键特征共同导致农业效率较低和农业成本较高。在农村人口城镇化背景下，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范围扩大的情况下，农业机械化迎来更多的发展空间。

　　第一，大力发展农业机械，提高农业机械化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大力发展先进、适用的各类农业机械，以代替不断减少的农业劳动力，降低人工成本。从农业机械化的播种和收获这两个薄弱环节入手，积极借鉴、引进国际先进的农业机械理念和技术，发明、制造、推广适用性播种类和收获类农业机械。全面提高农业机械化率，提高玉米机收率、水稻机播率、棉花机收率、薯类和油菜等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

　　第二，发展农业机械合作与生产服务，提高农业机械利用程度。农业机械投入大，国家补贴高，但不少农业机械利用率低，闲置浪费现象严重。要积极引导农业机械合作社、农机生产服务组织发展壮大，为农产品生产、烘干、储藏、运输提供方便高效的机械化服务。

　　第三，推进农机智能化。美国、欧洲的农机智能化已经在农业中广泛应用，中国在这方面落后不少。要下大力气将卫星导航、传感技术、计算机测控技术、无线通信技术、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和设备应用到农业机械领域，推广普及智能化农机，以农机智能化引领农业现代化。

　　4. 提高基础性、关键农业技术研发与应用，不断增强农业科技支撑力量。

　　未来，农业科技仍然是决定农业现代化和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要依靠农业科技创新来提升中国农业基础竞争力。进一步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农业科技，补齐科技欠账。加强农业基础性、关键技术以及适用技术的研发。创新农业科研体制机制，积极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扎实强化农业科技推广与应用。大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增强农业科技对现代农业和农业基础竞争力的支撑作用。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