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家庭农场”的概念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虽然这并不是家庭农场发展的起点(笔者始终认为早已自发形成的专业大户与家庭农场并无本质区别)，但却开启了家庭农场发展的春天。此前由于政策的激励引导，农民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早已驶入发展快车道，但是由于两者自身的局限性和承包农户过于细碎分散，寄望通过“农民合作社+农户”“农业龙头企业+农户”的机制带领普通农户联动发展实际是勉为其难，相反，这种机制因为运转成本高、运行效率低，使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根本力不从心。所以，基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城乡差距依然明显、社会稳定面临较大压力的社会现实，以及农业生产的特有规律，把家庭农场作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生力军和主力军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

　　江苏作为东部沿海省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发端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苏南的乡镇企业，为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创造了良好条件，促进了农村土地自发流转和农村社会的巨大变迁。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的加快推进，以及中央和省有关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速度明显加快。至2016年底，全省承包土地流转面积超过3000万亩，流转率超过60%，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格局在全国处于较高水平，为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创造了良好条件，有效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在这过程中，家庭农场功不可没，成为承载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主体。目前全省共有3.75万家家庭农场经营着超过三分之一面积的承包土地，其中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超过1100家。连同没有登记注册的“准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在江苏的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即便如此，与我们设想的家庭农场“小而精”“小而强”“小而美”的目标相比，当前大多数家庭农场还是停留在“小作坊”水平，设施简陋、管理粗放、模式单一、效率低下，只是普通农户的放大版，有的家庭农场艰难度日，甚至陷入困境。从我们近期对全省126家家庭农场的问卷调查，结合日常了解的情况，我们认为，要实现家庭农场健康持续发展，必须迈过人、钱、地这三道坎。

　　首先是“人”要培养。家庭农场主对家庭农场经营成败起到决定性作用。目前家庭农场主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类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主要靠“土里刨食”一点点做大规模，他们对农业有感情、有经验。这类主体因为长期生活工作在田间，对外部世界了解较少，对新鲜事物接受程度较低，比较保守务实。虽然生产规模扩大了，各方面投入还是比较谨慎，但是如果有持续传递的外界信息或有效的指导服务，他们也希望农场能够转型升级。如无锡市锡山区的周小江，1958年生，初中文化，2012年开始经营家庭农场，流转了1000亩地从事稻麦种植销售。他反映当前农场最需要的是先进的机械化设备、技术和好的水稻品种。另一类是返乡创业人员，他们受政策的感召，以及非农就业创业环境不佳的影响，回家乡创办家庭农场。从我们此次调研情况看，有78家家庭农场主有从事二三产业、部队服役，或事业单位从业经历的，占62%。这部分人员因为有见识、有思路、有魄力、有一定的本钱，所以成为农业的新生力量，未来最有可能脱颖而出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中坚力量，但是短期来看，因为他们没有从事过农业，不懂得“门道”，生产经营会带有盲目性，一开始会“大手笔”投入大规模经营，一旦置身其中，就会发现“陷阱”很多而手忙脚乱，虎头蛇尾。如果这些家庭农场主能够及时得到入门指导和持续的跟踪服务，他们可以少走弯路，尽快走上正轨。如昆山市的陆育清原先是企业做管理的，2009年回乡流转了160亩土地，创办昆禾家庭农场有限公司，先后投资800万元资金搞种养结合的休闲农业。据他反映，前期因为不懂行，规划布局不合理，水利设施也不到位，目前已难以调整，好在经过多年摸爬滚打，目前他的农场经营已基本平稳，2016年还实现45万元净收入。周亦南原来是名推销员，2009年流转172亩土地开办宜兴市学琴蓝莓果业家庭农场，先后投资800万元搞蓝莓、葡萄等的苗木、鲜果生产，由于缺乏技术指导，树苗的品种选择、种植方式全靠自己一点点摸索，2015年才开始盈利。

　　其次是“钱”要支持。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决定了家庭农场对资金需求也是周期性的。虽然近年来财政金融保险都持续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但是财政资金面临原来的农业“三项”补贴不精准，当前的改革成果有待评估;奖补资金额度小，支持力度有限的问题。如江苏省每年安排9000万元财政专项对家庭农场实施奖补，但对于全省3.75万家家庭农场来讲，僧多粥少，容易产生不公平。金融、保险等市场化手段应该成为解决家庭农场资金难题的主渠道，但是金融、保险机构都是以服务为手段、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银行业金融机构倾向于把资金投向风险小、比较效益高的领域，保险机构则是赔付越少盈利越多，而农业恰恰风险大比较效益低，所以多年来都是“被嫌弃”的产业。虽然一些国有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迫于行政压力去履行社会责任，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服务对象，加大了对“三农”的投入，但是由于产品结构单一，市场化运作程度低，推广价值和持续性差，服务范围非常有限，效果差强人意。事实上，如果没有政策激励和财政支持，很难调动其内生动力。如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由于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变现难，整个流程难以形成“闭合回路”，导致该类贷款产品主要还是政策性的，商品化程度低，很多银行出于防控风险的考虑，还要附加抵押、担保、利率上浮等条件，因此明显增加了农业经营主体的贷款成本，反而放大了贷款风险。所以金融机构参与此项试点的意愿普遍不强，参与试点的单位又惜贷慎贷，贷款发放的力度一直放不开。从调查问卷情况看，126家家庭农场中，半数家庭农场都反映了资金紧缺和贷款难的问题，78家获得过银行贷款，占62%，但其中无须抵押担保的仅有6家，不到5%。

　　最后是“地”要松绑。土地是家庭农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但是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给家庭农场经营带来三方面困扰。一是土地流转难。国家把农户享有土地承包权作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从法规政策层面给予最严格的保护，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则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这就导致村集体集中组织土地流转必须事无巨细做大量具体工作，除非有县乡的考核任务或有“好处”，否则村干部没有动力去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即使是家庭农场已经流转来的土地，因为担心到期后不能续租，也不敢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从而影响土地产出，有的家庭农场还得不时应对承包农户的“骚扰”。二是土地租金居高不下。近年来，为引导承包农户流转土地经营权，不少县乡制定了土地租金指导价和定期上浮机制，虽然表面上保护了农民利益，但给家庭农场带来了较大的成本压力，无异于“杀鸡取卵”。从对126家家庭农场的调查情况看，28家家庭农场(占比22%)每年的土地租金占总成本一半以上，最高的占总成本的85%;41家家庭农场(占比33%)每亩年租金1000元(含)以上。三是设施用地难取得。虽然国土资源部、农业部2014年就联合出台了《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55号)，但不少地方设置了“玻璃门”，令人看得见摸不着。如南京市六合区传宝家庭农场的孙齐珍种植了340亩的稻麦，她反映，目前家庭农场想要转型，并扩大种植规模，但最大的困难是资金和生产用房。

　　(作者单位：江苏省农委农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