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湛江，天气已是异常潮湿闷热，在外海养殖基地的鱼排上，记者见到了黄雄伟。在水产养殖行业摸爬滚打了20余年，黄雄伟现在已是当地水产养殖圈子里小有名气的养殖大户。得知记者此次来访的目的，黄雄伟期许之余，又颇带些惆怅地表示，相对于传统的种养大户，他们显然有着太多的无奈和委屈。

　　海水养殖风险大，保险公司不愿承保

　　水产养殖一直被认为是高回报的行业，但受气候及海洋灾害的影响非常大，一旦遇到风险，意味着一年的辛苦可能将颗粒无收。20多年来，黄雄伟已经记不清自己遭遇过多少次台风、疫病的打击，也算不清自己损失的总额了，唯有他20多岁初涉养殖行业时经历的那场台风给他印象最深刻。

　　1995年，一场超强台风登陆湛江，几乎是一夜之间，黄雄伟从身家百万跌落至负债几百万，他笑称自己也是从那时起，知晓了“负资产”这个词。“干我们这行的，基本就是靠天收。每年都要做好心理准备，遇上台风、寒潮，只能自认倒霉，没有保险公司愿意理会我们。”

　　记者查阅了近年来湛江市涉农保险的相关资料，发现其实在2013年，湛江曾试水对虾养殖保险，但因没有财政补贴，保险费用需全部由农户承担，养殖户难以承受，最终以失败告终。

　　而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涉足海水养殖保险，也有其充足理由。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养殖保险的道德风险高，定损理赔比较困难。“海水养殖的水产品都在海底，定损时需要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潜到海底勘查，增加了损失评估的难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渔业保险的风险太高，海水养殖保险如果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任何保险公司都不愿意去做。

　　据其他业内人士介绍，水产养殖属于农业保险，需要政府扶持，但目前的现状却是，在国家财政近百亿元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中，并未涵盖与水产养殖相关的项目。

　　为此，全国人大代表、湛江市市长王中丙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也再次呼吁：沿海地区每年都会遭遇台风，台风强大的破坏力往往使农业受损严重，然而国家目前只对“水稻险”有补贴，而对水产养殖业、水果种植业等保险险种没有补贴，而这些险种又非常贵，如果完全由农户自己承担，农户的压力会非常大。他建议，国家应该完善农业保险政策，例如借鉴水稻险的方式，农户投保，由政府承担一部分保险费，降低农户的损失，这也是抗击台风的一种方式。

　　养殖资金需求量大，金融扶持、项目补贴应更精准

　　海水养殖不仅风险大，而且成本高。广东粤佳饲料公司长期为养殖户提供饲料及技术服务，采访中，该公司区域销售经理告诉记者，一个中小规模的养殖户每年大概需要投入数百万元的饲料费用，大规模的养殖户则需要数千万资金。海水养殖显然要比传统农业的种养成本高了数十倍不止。

　　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量，这些养殖户们是如何消化的呢?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当地养殖户几乎都是靠自筹资金或自身积累实现发展。黄雄伟得益于父辈的财富积累，凭借智慧的头脑在湛江水产养殖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而湖光镇的另一养殖大户许必荣则是靠从亲朋好友那里筹措资金，才得以保证自己养殖事业正常运营。

　　当记者问及遇到资金难题，是否有贷款需求时，几位养殖大户不约而同地表示，由于缺乏有效抵押物，他们很难从银行拿到贷款。即便以自家房屋等资产为抵押，拿到的贷款额度相对于高昂的养殖成本，基本也等同于杯水车薪。

　　几位养殖大户还进一步反映，目前有关海水养殖方面的补贴基本很少，近年来，广东省为改善海水养殖生态环境，科学规划养殖区域，引导养殖企业及养殖户从传统海湾浅水养殖转向深水网箱养殖，并对其给予一定资金补贴。“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我们这些真正从事养殖的人却无法享受到，而一些拿了补贴却不干事的却大有人在。”

　　养殖户们反映的这个问题并非只在湛江存在，今年当选为全国十佳农民的海南临高海丰深海网箱养殖有限公司的黄达灵，在谈到近年来临高深水网箱养殖合作社层出不穷时也曾指出，其实很多合作社根本没有养殖的实力，甚至有合作社拿到政府资助建造的作业船后直接就卖了，作业船补助钱就这样流入了个人腰包。由此造成：很多合作社的成立就是为了骗取政策的好处，没有几家是想干实事的，但与此同时却是一些有资金的养殖户想要养却苦于缺少扶持。

　　“我们希望国家今后出台的补贴政策能更加细化、有针对性，”养殖大户余德艺感慨良深地说，从事海水养殖近30年，他对散户的生存发展现状及困难和需要有着深刻的了解，因此，他发自肺腑地呼吁：“最好是能就具体环节进行补贴，扶持对象的确定更加科学，后续的追踪监管也要跟上，没有真正贡献的要坚决取消其资格。这样政策才能真正发挥激励帮扶作用，对我们这些养殖散户才公平。”

　　多为家庭经营，合作意识有待加强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自2007年颁布实施以来，各地农民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已呈遍地开花之势。而在采访中，几位养殖户对合作社这种经济组织的认知和态度引起了记者的关注。

　　黄雄伟告诉记者，他与当地一家合作社已有几年业务往来，对合作社的运作管理模式也比较熟悉，至于自己是否会成立合作社，他则直言不讳：“干我们这行的，风险很大，而且做这行的经过多年经营，大多都有自己的销售渠道，最需要担心的就是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合作社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但进出门槛太低，责任不明确，实在让人不放心。”为了扩大市场影响力，增强自己的风险抵御能力，黄雄伟与其他几位股东合作，于今年注册了一家公司。他说，这种责任明确、红利共享的合作模式更让他觉得安心。

　　持此观点的还有余德艺，这名最初只是沿海的一个普通渔民，“从一条鱼一只虾”养起，最终成为如今行业内人尽皆知、身家过亿的养殖老板，同样忧心地表示，他们并不是没有考虑过成立合作社，但他们熟悉的几家合作社的发展现状很是让人担心，合作社这种成员利益联结机制不够紧密，责任不够明确的现状不改变，他们只能望而却步。

　　如果说黄雄伟、余德艺的看法代表了一些较大规模养殖户，而许必荣的观念和做法更能代表小规模的养殖户。

　　为了解决生产资金难题，共御自然、市场风险，从2009年开始，许必荣和周边十几位养殖大户经过协商，共同出资入股，组成了一个类似于合作社的养殖联合体。许必荣介绍说，十几个股东间实行独立核算，统一管理。股东间分工明确，根据各自优势，分担管理、养殖、销售等职责，每年年底对当年的成本利润进行一次结算，并据各自出资额分摊风险，共享红利。个别股东有困难的话，大家一起帮忙，互帮互助，并没有严格按股份运作。但是，许必荣也表示，这种模式并非适合所有小规模的养殖户，“中间涉及人情关系，关系好了，大家多少吃点亏占点便宜都可以。”但是对于是否成立合作社，他坦称，自己了解得并不多，如果在政策扶持上力度较大，或许会考虑采取合作社这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