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党中央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方针。近年来，面对国际严峻复杂的发展环境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及新冠肺炎疫情，各级财政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在有力有效上下功夫，不断完善多元化财政投入机制，注重财政支农绩效，推动乡村振兴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财政持续发力

　　保障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各级财政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持续加大支农力度，建立健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财政投入保障制度，坚决落实三农投入责任。

　　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兜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中央财政及时将原专项扶贫资金调整优化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脱贫攻坚期连续五年每年增加200亿元的基础上，2021年补助地方资金规模再增100亿元，达到1561亿元。2022年中央财政按照只增不减的原则，预算安排衔接资金1650亿元，同口径较2021年增长5.4%，不仅体现了过渡期财政支持政策保持总体稳定的要求，还进一步加力。及时调整优化政策，出台衔接资金管理办法，明确支持内容、负面清单和管理要求，在中央部门中率先完成帮扶政策优化调整。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调整完善后的整合试点政策延续优化了脱贫攻坚期的主要制度安排，强调将支持产业发展摆在优先位置。

　　坚决保障粮食安全，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强化政策供给和资金保障，应对种粮成本上涨、洪涝灾害频发等挑战与风险，专门安排资金、出台政策，保障粮食丰产丰收。2020年，财政部先后三次共计拨付21.2亿元，支持各地及时开展度汛防汛和洪涝灾害救灾相关工作;中央财政拨付14亿元，用于支持各地做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相关工作。2021年，财政积极支持秋粮生产和防灾救灾，一次性新增安排14亿元资金，支持河北等5省应对秋收及秋冬种面临的困难。稳定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引导农民切实保护耕地、提升地力。会同相关部门支持全国建设高标准农田1亿亩，加大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支持力度，支持各地开展中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积极推进种业振兴，加大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投入保障力度。

　　着力构建乡村振兴多元化投入格局，建立三农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逐步建立健全与乡村振兴相适应的多元化投入机制，着力推进投入多元化、政策精准化、管理高效化。财政部会同中央农办等部门研究起草《关于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的考核办法》。发挥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和农业领域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引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领域。其中，国家农担公司成立以来，粮食种植累计担保金额超过1400亿元，相当于支持了约3亿亩粮食种植。农担政策覆盖面不断扩大，全体系在保余额已占全国涉农融资担保余额超过一半，农担业务已覆盖全国2673个县，覆盖全国99%的农业大县，对16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现业务全覆盖。

　　提升财政支农预算管理水平，推动财政支农资金管理提质增效。持续推进部门预算改革，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等中央农口部门预算管理工作走在前列。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在中央农口部门的部分单位，试点应用新的一体化系统开展2022年预算编制工作。强化顶层设计，逐步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财政乡村振兴资金绩效管理机制。持续加强农机购置补贴等资金监管。建立健全“1个章程+4个管理办法”的“1+4”北大荒农垦集团监管制度体系。

　　财政支持农业农村机制

　　仍有健全完善空间

　　三农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压舱石”和“基本盘”。中央已从党内法规和法律的层面对三农和乡村振兴投入保障作出明确规定，但在当前经济下行的艰难背景下，加大三农投入力度和提升财政支农绩效依然面临一些挑战，财政支农政策仍需健全。

　　财政收支处于“紧平衡”状态，实现三农投入持续增长仍存压力。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尚未缓解，预计未来一个时期财政收支运行将持续处于“紧平衡”状态。在经济增速放缓、减税降费和增收困难的多重挤压下，财政收入规模恢复较快增长需要一个周期，要完成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总量持续增加、与乡村振兴目标任务相适应”的硬性任务，还需要财政部门付出更大努力、奉献更多智慧。

　　支农政策的落实存在一定偏差，支农力度在执行中有所缓冲。个别地方三农资金投入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有的地方对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政策认知模糊，存在借整合之名乱作为的现象。在中央财政已经实现源头整合的情况下，部分地区仍试图通过资金整合的方式解决原本应通过加强管理解决的问题，把某些领域投入不足的问题归结为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不到位。这种实践中的认知误区和扭曲政策使得财政支农政策在落地时打了折扣。

　　财政撬动金融发挥作用不够，财政金融共振支农效果欠佳。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脉，如何推动财政金融共振支农，是有力有效促进乡村振兴的紧要任务。近年来，财政在支农方面是积极有为的，但仅靠财政无法完成乡村振兴任务，必须发挥“四两拨千斤”作用，撬动金融资本共同努力。目前来看，财政单方发力的情况比较明显，财政同银行类金融机构及农业保险公司、农业担保公司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以及信用评价机构、抵押物评估交易处置机构协同度不够，财政金融协同配合支农机制还有待完善。

　　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存在顾虑，财政的长效激励机制需要跟上。社会资本是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相比城市发展项目，乡村振兴项目在筹备运营过程中受到农民组织程度偏低、信用体系建设滞后、抵押融资缺乏合格抵押品等因素的制约，社会资本投资有所顾虑。针对社会资本在农村领域“进不来、不愿进”等发展难题，财政需要协调好政策性目标和商业目标，运用特许经营权、奖补政策、政府让利等激励机制，来平衡政府政策引导目的与社会资本盈利目的之间的矛盾，激发社会资本投入农业农村领域的积极性。

　　推进财政支农的政策建议

　　新时代进入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迈入关键期，各级财政必须持续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紧盯有力有效，进一步强化投入保障力度，提升支农绩效，为稳住三农基本盘作出新的贡献。

　　完善三农财政投入保障机制，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财政部门要真正把解决好三农问题视为重中之重，在完善支出结构的过程中确保支农资金稳中有增，持续加大乡村振兴实际投入。坚决落实《国务院关于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意见》，不断完善“大专项+任务清单”的管理模式，确保涉农资金集中投向乡村振兴重点领域。要避免出现涉农资金乱整合或以整合为名挪用资金的问题，明确资金用途，确保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有效落实。

　　健全乡村振兴多元化投入机制，更好发挥乡村振兴领域政府投资基金作用。支持中国农垦产业发展基金、现代种业发展基金等聚焦主责主业、优化投资结构、提升投资成效，助力乡村振兴，鼓励地方统筹现有的政府投资基金，重点支持乡村振兴领域项目。按照《关于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的考核办法》要求，配合中央农办对各省份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考核，督促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加强土地出让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农投入之间的衔接。对照中央有关要求，结合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情况，进一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

　　积极撬动金融资本，实现财政金融共振支农。深化国企改革，推进国企实体化经营、资本化融资，积极运作“国企+金融”投融资机制，拓宽乡村产业投融资渠道。健全融资担保体系，坚守政策性定位与放大支农作用的“双赢”，及时遏制偏离主业、追求做大项目、过度注重业务发展速度等苗头;推动政策性担保机构提质增效，放大融资担保倍数，推广创新合作担保机制建设，实现农村地区的互助担保。创新涉农保险产品，丰富承保品种，提高保障水平，推动从保物化成本向保完全成本、保收入转变。为农业担保、农业保险、农村信合贷款等金融工具的精准服务提供信息和补贴等财政支持，激发金融资本向农业农村融资授信的积极性，形成“财政+担保+保险”三位一体的财政金融支持体系。

　　健全社会资本支农激励机制，同时防范地方财政风险。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原则，发挥财政统筹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激活社会资本的内生动力。探索将财政补贴与PPP乡村振兴项目的实际效益水平挂钩，推进PPP项目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财政部门在坚持盈利非暴利的基本原则下，科学确定付费机制，通过合理调整价格和收费标准来建立良性投资回报机制，调动社会资本方合作的积极性和运营的可持续性。同时，地方政府不得承诺固定投资回报，不得违法违规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提供担保。要严守财政承受能力的底线，严禁触碰年度全部PPP项目支出超过一般公共预算10%的红线，防范地方财政陷入风险。

　　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绩效考核机制，切实提高财政支农成效。坚持绩效导向和扶强扶优导向，将激励机制与均衡性支持区分开来，形成正向激励，促进支农政策良性循环。建立健全支农政策动态调整机制，避免支出固化导致重复无效投入。提升财政支农预算管理水平，衔接资金、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新增纳入直达资金范围之后，要落实好直达资金管理要求，避免违规拨付、使用直达资金，确保直达资金监控系统数据录入及时、准确，切实强化对异常支出的有效预警。

　　(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农村财经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