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农村工作通讯》的铁杆粉丝，一直将其视为良师益友。尽管当下发达的网络媒体给人们提供了阅读的便捷和高效，但我对这本纸质刊物却情有独钟、爱不释手，几乎每期通读。自走上农业农村管理岗位后，我便将《农村工作通讯》当成“三农”工作的“辞典”，以“拿来主义”的态度活学活用，现学现用，习惯于从中辨方向、找标杆、解困惑。每每看到封面上伟人题写的刊名那气势磅礴的书法，就止不住心潮澎湃;高层的“三农”论述及权威解读，如明灯般提供方向指引;业界大咖们的真知灼见，常使我茅塞顿开;改革探索的他山之石，为湖湘“三农”树立了标杆、找到了镜鉴。其接地气、连民情、入民心的刊风、文风广受读者青睐，在刊内的字里行间，总能闻到那浸入骨髓的泥土芳香，总能唤醒正在被城市化浪潮稀释的乡愁记忆。

　　我对《农村工作通讯》的钟爱还有一种额外的情愫。这就是它为“三农”队伍中的文学爱好者搭建了一个表达和交流的平台。

　　那年，应邀参加杂志社在黑龙江召开的通联发行会议，生长在南方的我，震撼于白山黑水的巍峨与辽阔，为北国风光的雄浑壮美所倾倒，心中澎湃着写些文字的欲望。回湘后苦思冥想、咬文嚼字，情不自禁中写了一篇《漠河随笔》，呈送给杂志社时任社长李文学、总编王太两位老师斧正。出于激励和鞭策，两位老师给予了充分肯定，破例安排一个版面登载，鼓励我用文学视野观察和感悟“三农”，用文学形式传递“三农”声音，讲述“三农”故事，描写农业农村的发展变化，展示农民的精神风貌。

　　我原本文学素养较低，只是一位热心的文学读者，从阅读文学作品中寻找乐趣，涵养情操而已。两位老师的鞭策鼓励极大提升了我的自信，刺激了我当“作者”的冲动。此后，我在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眼光和思维观察“三农”、研究“三农”的同时，还试图用文学的眼光和思维来观察、研究和表达。于是，原来头脑中呆板的乡村形象、枯燥的“三农”数据变成了一组组鲜活的人物、一帧帧灵动的画面，农业、农村、农民具有了更强的“生命力”和“动态感”。我竭尽全力调动浑身的文学细胞，搜肠刮肚确立主题、铺排结构、寻找词汇、琢磨句子，将头脑中的画面、形象记录下来，形成不是严格意义的文学作品。

　　换个视角审视同一件事物，便有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感受，活脱脱的文学素材蜂拥而至。从平凡的父母身上发现了农耕文明熏陶出的真善美，相继写作了《老娘与老屋》、《父亲绰号“半神仙”》、《父亲的自行车》、《住户》等散文，类似父母亲的农民群像跃然纸上，他(她)们勤劳、朴实、善良，又不失灵山秀水般的智慧;对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不再是枯燥的数字罗列，而是用文学语言勾勒的一个个鲜活的场景，一幅幅多彩的图画，《流过村前的那条小溪》、《魂牵梦绕庞桶江》、《绿叠翠涌后龙山》、《故乡的标签》等作品，拽回了渐行渐远的乡愁，将看得见、摸得着呈立体状的和美乡村展现在读者眼前;努力在乡村产业发展中寻找文学的切入点，以一件件具象化的农产品烘托兴旺的大产业，先后写作了《最爱家乡杨梅红》、《笋味里的乡愁》、《正是橙黄橘绿时》等文章。这些徜徉在文学辞藻里的乡情、乡思、乡愁，为我“三农”事业奋斗的履历润上了一抹别样的色彩!

　　怯于自信，过去我的散文创作是自己写给自己看，自娱自乐。为给“三农”战线上的文学爱好者开辟耕耘的园地，《农村工作通讯》增设了一个“乡愁”专栏，刊载“三农”工作者写的或写“三农”的文学作品，专栏版面虽十分有限，但终究有了“农”字号的文学专属平台。文学素养很高的专栏编辑们乐当园丁，对出自“农人”的作品呵护有加，不用专业的尺子度量略显稚嫩、粗糙的文字，给作者“丑媳妇见公婆”的机会和胆量，我的散文大多是编辑们用包容、鼓励付梓的，在此深表感谢。出于爱好和向同行学习，专栏里的每篇作品我都用心拜读，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对其中的精品复读再三，在阅读中享受农事的快乐，感受平凡农人身上的精气神。在这个平台上，我还结识了一些未曾谋面的文友。我的《老娘与老屋》发表后，安徽一位文友几经周折要到我的电话并互加微信，恳切地说道，“仿佛写的就是我的老娘，读得泪眼盈盈”，给了我很大鼓励。

　　“人生七十古来稀”。《农村工作通讯》作为记录泱泱华夏“三农”筚路蓝缕、沧桑巨变的刊物，作为承载农业强国建设重大历史使命的刊物，七十年恰是风华正茂。

　　“路漫漫其修远兮”。衷心祝愿《农村工作通讯》凯歌高唱、越办越好，我愿永远做您的铁杆“粉丝”，继续以文学形式书写乡村的变迁，展示农人的风骨!

　　(作者系原湖南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