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及“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作出相关部署，为数智赋能乡村治理带来了广阔发展空间。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数智赋能乡村治理的新模式新路径，在政务服务、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涌现出一批典型案例。然而，在实践探索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挑战与结构性矛盾，制约了数智技术效能的充分释放。

　　数智赋能乡村治理的重要意义

　　数智赋能乡村治理，是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与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同频共振的必然产物，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这是顺应国家战略要求，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要“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乡村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效能。将数智技术深度融入乡村治理的全过程各领域，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更是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手段的全方位重塑，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这是破解传统治理瓶颈，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现实需要。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乡村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一方面，农村人口外流与老龄化加剧，治理主体弱化，传统依靠血缘、地缘关系和“熟人社会”的治理模式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增长，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以及生态环境、社会秩序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传统乡村治理手段单一、效率不高，加之分散的人口居住格局，使得公共服务的供给成本居高不下。数智技术的引入，能够有效打破时空限制，整合治理资源，创新服务模式，降低治理成本，为破解传统治理困境、夯实乡村振兴的治理根基提供了有力支撑。

　　最后，这是应对数字技术挑战，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能的迫切任务。数字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依然存在。尽管我国行政村5G通达率已超95%，但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水平仍有待提升，特别是老年人、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体，在享受数字化便利方面存在困难。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应用过程中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如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算法歧视问题等。因此，发展数智乡村治理，要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规范数字技术的应用，防范化解潜在风险，确保数字技术的发展能够真正惠及广大农民。

　　当前面临的一些挑战

　　尽管数字乡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实践探索中，一些深层次的挑战也逐渐浮现，制约着数智赋能乡村治理的实效。这些挑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

　　硬件投入与软件服务的结构性失衡。在个别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暴露出“重硬轻软”的倾向。高清探头、智慧大屏、数据中心等硬件设施被视为现代化的标志，然而，与之配套的软件服务、内容供给和运营维护却滞后。一些地方的数字乡村平台活跃用户比例偏低，设备处于低效运行甚至闲置状态。

　　平面化覆盖与纵深化应用的路径冲突。与“重硬轻软”相伴相生的，是追求“平面化”广度覆盖而忽视“纵深化”应用深耕的路径依赖。一些地方力求在短时间内实现基础设施的全覆盖。尽管硬件的普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却未能同步跟上。在数字技术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上，一些数字平台和应用在设计上追求“大而全”，但操作复杂，不符合农民的使用习惯。这种“一刀切”的供给模式，忽视了不同地区、不同村庄的差异化需求。

　　技术供给逻辑与农民需求场景的结构性脱节。当前，一些数字乡村项目的设计和实施，遵循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技术供给”逻辑。技术公司、政府部门等作为供给方，主导了项目的规划、设计和实施，而作为使用者的农民，其主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推动“技术赋能”向“制度赋能”根本性转变

　　针对当前数智赋能乡村治理实践中存在的挑战，必须推动制度层面的系统性创新，以实现从“技术赋能”向“制度赋能”的根本性转变。

　　核心是协同发力，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要破解“重硬轻软”和“建管分离”的难题，必须重构投融资和运营模式。建议探索“数字资产合伙人”(DAP)制度，将政府、技术公司、运营服务商、村集体等多元主体的利益进行深度绑定。政府通过特许经营、股权合作等方式，将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打包交给专业的市场主体，并以“服务使用率”、“农民满意度”等效能指标作为付费依据，形成“效果付费”的激励机制，从根本上扭转“重建轻管”的局面。

　　关键是精准对接，建立需求驱动、场景为王、开放多元的在地化创新生态。要破解“平面化覆盖”与“纵深化应用”的冲突，必须将创新的权力更多地赋予基层和在地行动者。建议探索“治理场景悬赏”(GSB)模式，由乡镇政府或村集体将需要解决的具体治理难题作为“悬赏任务”公开发布，鼓励本地能人、企业、社会组织、普通村民前来“揭榜”，提供解决方案。政府对优秀的解决方案给予奖励和支持，并帮助其在更大范围内推广。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激发海量的在地化创新活力，让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千差万别的乡村真实场景。

　　重点是价值共享，探索数据要素的确权、定价和收益分配机制，让农民成为数字红利的真正受益者。要破解技术供给与农民需求的脱节，必须将农民真正确立为数据的主人。建议探索建立“乡村数据信托”(RDT)机制。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牵头，成立数据合作社或信托机构，将村民个人的数据授权集中起来，形成规模化的数据资产包，然后由专业机构进行管理和运营，与外部机构进行数据开发合作，并将所获收益按照约定返还给村民。通过这种方式，既能保护农民的数据权益，又能将分散的数据资源转化为可观的集体和个人收益，让农民在数字时代获得新的财产性收入。

　　为了确保上述制度设计能够从构想走向现实，还必须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为高效协同的数智乡村治理体系提供坚实保障。

　　一是明确责任主体，强化统筹协调。建议建立“县级统筹、乡镇主抓、村级落实”的工作体系。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或新成立的数字乡村发展局牵头，负责规划设计、资源整合和跨部门协调。乡镇政府作为具体实施单位，负责组织“治理场景悬赏”、监督“数字资产合伙人”履约等工作。村级组织则发挥贴近群众的优势，做好需求收集、宣传推广和“乡村数据信托”的组织工作。

　　二是审慎推进试点，鼓励大胆探索。制度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应选择若干产业基础好、治理能力强、干部群众积极性高的县域开展先行先试。这需要保持历史耐心，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在试点地区，应给予地方充分的改革自主权，允许其在政策框架内，围绕金融、人才、数据产权等方面进行配套改革。同时建立科学的试点评估和经验总结机制，对行之有效的模式及时进行提炼和推广，对遇到的问题及时进行调整和纠偏。

　　三是拓宽资金渠道，构建多元投入格局。改变主要依靠财政输血的模式，做好“整合、撬动、购买”三篇文章。通过“数字资产合伙人”等模式，撬动更多社会投资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和运营。大力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将平台运营、内容供给、技能培训等外包给专业的市场主体，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探索通过“乡村数据信托”等机制，实现数据资产的价值变现，为数字乡村建设开辟新的资金来源，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作者单位：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