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群青年人，他们生长于乡村，正奔跑在时代浪潮中。有人去城市求学，寒暑假飞奔回乡间;有人工作日在城市格子间伏案，周末或节假日回到炊烟袅袅的屋檐下;更有人把根扎进泥土深处，投身特色产业，让乡村焕发新活力。

　　他们就是乡村青年，是振兴乡村、加速城乡融合的重要力量。2026年春节期间，中国农村杂志社组织返乡青年干部开展“新春走基层”活动，将镜头对准乡村青年这个群体，调研北京、河北、四川、重庆等地一些20岁~40岁乡村青年的婚育观、就业观、消费观、文化观“四观”。

　　“关于你们提的‘四观’，其实我都没有深想过。过日子嘛，对我来说，结婚生娃、找工作、买东西、参加文化活动等等都是‘算账’，值不值得，心里会掂量。”调研中，一位受访者的话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四观”的独特视角。

　　调研发现，乡村青年的“四观”正悄然生变，观念转变的背后正是乡村青年在“算账”。他们算的不只是“经济账”，更是考虑尊严、幸福和自我价值的“人生综合账”。他们，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是“值得过的一生”。

　　乡村青年的“四观”之变，不仅是个人观念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乡村的面貌。读懂这“四观”之变背后的“算账逻辑”，有助于理解新时代乡村青年群体的特征，促进乡村青年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婚育“算”成本 追求质量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多子多福，人丁兴旺”，这是传统婚育观的生动体现——婚到点结，孩子多生。如今，这些曾在老一辈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正在乡村青年群体中悄然松动。他们在心里仔细盘算“婚育账”：一边是居高不下的成本，一边是期待中的生活质量，每一步都谨慎对待。

　　“现在彩礼不像前些年那么离谱了，村里红白理事会提倡不超过8万元。但结婚成本仍然较高，一般女方要求县城有套房，还得有辆差不多的车，加起来得五六十万元。”河北威县张营乡的小刘今年28岁，前些年在天津当快递员，如今在村里养羊，一年挣五六万元，但离在县城买房还差得远，现在已算村里未婚青年中的“老大难”了。村里与其年龄相仿的男青年有十几个，娶上媳妇的不到一半。“我发小前年结婚，买房、买车、给彩礼、办婚礼，借了20多万元外债，现在两口子都在外打工还账，你说这婚结得图啥?”小刘苦笑着说。

　　对于小刘来说，现在彩礼压力比之前小，结婚成本却仍然较高。

　　近年来，针对农村高额彩礼问题，我国通过宣传引导、婚俗改革等措施综合发力，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彩礼上涨势头。然而，从“农村建房”提高到“县城置产”的婚姻门槛，超出不少乡村男青年务工、小规模创业的收入水平，导致“小刘们”结婚仍然不易。

　　乡村青年结婚，算成本账，更算质量账。一些受教育水平较高、经济独立性较强的乡村青年，更注重婚姻质量，对伴侣的选择也更加慎重。

　　“我爸妈催我找对象，但我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等遇到合适的人再说。”四川成都市郫都区的一位30岁乡村男青年话语简单直接。北京延庆区孟官屯村30岁的王女士同样拒绝稀里糊涂迈入婚姻：“我是想清楚再结婚，如果婚姻不能实现1+1>2的增量价值，过不好，结婚了也可能离啊。”另一位来自北京通州区的乡村女青年，已有稳定交往的男朋友，但目前不想迈入婚姻，“还没有做好承担家庭责任的准备，不想仓促结婚生子，担心影响职业发展”。可以看出，这些青年追求的是高质量的婚姻，而不是将就结婚。这份审慎，体现了他们对情感需求与个人发展的考量，折射出乡村青年的独立人格与自我实现需求。

　　正是出于对结婚成本的权衡、对婚姻质量的追求等因素，乡村青年晚婚已成为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2020年我国乡村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达28.38岁，比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23.96岁延后了4.42岁。

　　如果说晚婚是乡村青年的理性推迟，那么晚育、少生则是他们迈入婚姻门槛后的又一次审慎决定。调研发现，一些乡村青年算完“养娃账”后，陷入对养娃成本高的焦虑中。“结了婚就要考虑生娃，现在养娃的成本，跟我们在村里长大的成本，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在四川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做程序员的一名28岁未婚男青年说。河北威县什营镇26岁的小孙已结婚两年，但还没要孩子：“婆婆一直催着要孩子，但我们不敢生。我俩工资还完房贷车贷，除去开销剩不了多少。再要个孩子养不起，奶粉、尿不湿哪样不花钱?”由此可见，如今养娃所需的经济成本，是一些乡村青年“不敢生”的重要原因。

　　生育成本不仅有经济成本，还包括人力成本，即娃要养得起，还要有人带。一位在四川成都市郫都区经营农家乐的男青年，已婚并育有一个孩子：“两边老人都能帮衬带娃，客人多的时候，娃儿就在院里耍，爷爷奶奶看着，我们夫妻就可以专心把生意做好。”在河北临西县吕寨镇，27岁的小吴去年则刚生完二胎，她的公婆都在家种地，公公偶尔出去打零工。“我送完老大去轴承厂上班，婆婆帮我带老二。”小吴介绍，虽然自己生了二胎，但身边结婚的生一个居多，生两胎的没几个，“没人带”正是不生的原因之一。

　　“养不起”与“没人带”的焦虑，道出了乡村青年“不敢生”的现实压力。这背后是三重因素的叠加：一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推高了养育成本;二是育儿理念的深刻转变抬升了养育标准——从“粗放养活”升级为“精细养好”，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上一辈觉得结了婚就该生孩子，生了自然能养活，可我们见过城里的孩子怎么养，也想给娃更好的生活”;三是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不够健全、社会公共服务有待完善，乡村托育资源不足、灵活就业群体缺乏生育津贴等保障加剧了生育焦虑。

　　从晚婚到晚育、少生，乡村青年已成为生活的主导者。经济理性的权衡、现实压力的倒逼、个体意识的觉醒——多重因素交织之下，他们选择不再盲目遵从“人生时钟”，转而寻找一种真正契合自我的活法。婚育，不再是“人生必答题”，而是“优质可选项”。

　　就业“算”多头账 灵活择业

　　曾经，乡村青年的就业道路大多是：离开土地，走进城市。离开乡村被视为“有出息”的标志。然而今天，乡村青年的就业方式正在发生深刻重构——有人在家门口务工，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有人带着知识技术返乡，在曾经一心想逃离的土地上开创新事业;还有人选择“城乡双栖”，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从容往返。

　　就业方式的变迁，不仅是个人选择的转向，更折射出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乡村功能的深刻转型——从过去那个“要逃离的地方”，转变为能够“安身立命、实现自我价值”的新空间。这场变迁的核心动力，是年轻人开始在就业选择上“算账”——算的不只是收入账，还有亲情账、生活账、发展账。

　　正月初三，河北临西县吕寨镇，26岁的小张不慌不忙准备出门拜年。搁在往年，这时候他早该收拾行李返城了，但今年不同——去年他听说镇上有“以工代赈”项目，修路招本地人，就报了名。“一天一百多，干了三个月，挣了万把块钱，关键是在家门口干活，晚上能回家吃饭。”

　　曾经的小张也在外地打过工，石家庄、天津、青岛都去过。“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挣七八千块，但除去房租吃喝，剩不下多少。关键是在外头心里没根，过年回来看着老人一年比一年老，就不想再走了。”这笔账他算得很清楚：外出打工看似挣得多，可刨去开销，剩下的跟家门口差不了多少;更要紧的是，老人有个头疼脑热，自己隔着几百公里，干着急使不上劲。

　　这些“家门口的工作”除了让乡村青年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得收入，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河北巨鹿县的李女士通过“巨鹿就业”小程序，在家门口找到手工“抠垫”活计，按件计酬、时间灵活，每天干两三个小时，一个月就能多挣千把块钱，还解决了家里“一老一小”的照管难题。

　　从全国范围看，就地就近就业已成为稳定就业基本盘的重要力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部署的2026年“春风行动”，正是面向农村劳动者集中开展就业帮扶，支持外出务工与就地就近就业。从“不想走”到“能留下”，从“想回来”到“有活干”，家门口有活干、有奔头，乡村才能真正留住人、聚起力。

　　如果说小张的选择是“留下来”，那么来自河北武安县的杨利波则是“扎了根”——深耕乡村产业，干出了不一样的天地。

　　武安是粟的发源地，享有“中国小米之乡”的美誉。杨利波是徘徊镇上庄村人，这些年，他流转了300多亩地种植小米，购买加工和包装设备，经营着“磁粟源”品牌。谈起为什么没有去工厂上班，他说：“咱们老家的小米有历史、有产量、有市场，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擦亮小米品牌，让小米产业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

　　杨利波的账算的是另一笔：外出打工是“挣今天的钱”，回乡创业是“挣明天的钱”——不仅给自己挣，还给乡亲们挣。放眼全国，这种“青年回乡创业账”已经算出规模效应。中国政府网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2月，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已超1200万人。

　　这一热潮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动因。一方面，乡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为青年提供了大量本地岗位;另一方面，城市消费升级催生了对绿色农产品、乡村旅游的旺盛需求，让乡村资源价值被重新发现。当年轻人带着新思想、新理念、新技术踏上返乡之路，注定会开启一场不平凡的冒险。

　　对于城市近郊的乡村青年来说，还有一种选择，既不是“暂时留下来”，也不是“彻底回来”，而是“两头跑”——城乡双栖。

　　“习惯了朝九晚五的节奏，偶尔回村反而觉得清静。”北京大兴区榆垡镇的争青平时在朝阳区上班，只有逢年过节或周末才回村小住。对她而言，城六区的工作在薪资和发展前景上明显优于大兴本地，如果家附近能提供类似的工作，她当然更愿意就近就业。

　　在距离成都市中心不过40分钟车程的郫都区，这种模式更为普遍。一位在犀浦街道搭乘地铁前往成都市区上班的青年说：“每天高铁转地铁，单程一个多小时，比很多住成都绕城边的同事还快。工资是成都水平，消费大部分在郫都，能存下钱。”

　　争青和这位成都青年的账，算的是“通勤成本”与“收入水平”的平衡，更是“城市机会”与“乡村生活”的兼得。一位家住北京延庆但在市区工作的年轻人说得很直白：“在自己家这安了充电桩，给电车充电，还比外边便宜。”电车、高速路、充电桩、轨道交通——这些现代设施正在缩短城乡之间的心理距离和物理距离，让“工作日进城、周末返乡”成为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

　　城乡双栖模式的兴起，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持续改善。中心城市近郊交通网络日益完善，数字技术则进一步打破空间壁垒，年轻人才真正拥有了“择业自由”和“择居自由”。

　　从“离土进城”到“多元择业”，乡村青年的就业版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无论是小张的“家门口打工”，杨利波的“返乡创业”，还是争青的“城乡双栖”，每一种选择背后，都是青年对自身发展路径的清醒认知。他们不再将城市视为唯一的出路，也不再因留守乡村而感到“没出息”，而是立足城乡融合发展大势，灵活规划职业路径，在兼顾家庭与发展的同时，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

　　消费“算”性价比 注重悦己

　　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我国消费者普遍已从追求“有没有”的生存型消费，迈向讲求“好不好”的改善型消费。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乡村青年在具体消费上表现出鲜明的“理性悦己”特征——既愿意为“愉悦身心”和“体验价值”买单，又务实理性、追求性价比，拒绝过度消费。

　　这场消费观的变迁，核心在于年轻人开始在消费行为上重新“算账”——算的不只是价格账，还有价值账、体验账、情绪账。

　　争青的手机用了两年多，屏幕右下角有一道细裂纹，她说不影响用，功能也就那样。每月工资到账后第一件事是转一部分到专门的卡里攒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在她看来，消费就是交换，用钱换东西，东西得有用，有用才值。她不爱攀比：“为面子花钱不值当。面子是别人的，日子是自己的。”

　　调研发现，“该省省，该花花”已经成为很多乡村青年的普遍心态。在四川，素来有“舍得吃、舍得耍”的消费习惯。但新一代乡村青年的“舍得”，有了更精细的指向和更理性的克制。一位青年这样描述他的消费：“出去吃饭，可以为了口地道的火锅排两个小时队，人均一两百也觉得值。但是买衣服，除非特别喜欢，否则优先看打折和性价比高的平台。像一些‘智商税’的网红小家电，坚决不碰。”

　　这种“不花冤枉钱”的理性，折射出乡村青年日益成熟的消费观念。他们并不是消费意愿不足，而是消费更加清醒和理性——对未来有信心，却不对预期盲目乐观;愿意为更好的生活买单，却坚持在能力范围内量力而行。这种理性，并不意味着年轻人只抠门不花钱。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把钱算得清楚，才更知道什么时候该对自己好一点。

　　“很流行的那个爱你老己，我觉得说得很对。现在即便是有点贵，我要是很想要的衣服、饰品什么的我都会直接买。”北京市延庆区的一位受访者提到的“爱你老己”，可以理解为“对自己好一点”。这种消费观的逻辑，是拒绝为别人的眼光消费，只为自己的真实需求买单。

　　同样能够“悦己”，“体验消费”也正成为乡村青年的消费热点。一位来自四川刚刚办了健身卡并定期购买线上课程的受访者说：“我每周至少去三次。这钱花得比买一堆穿不了几次的衣服实在，身体好了，精神状态都不一样。”这笔账算的是长期价值：与其把钱花在容易过时的物件上，不如投资那些能长久陪伴自己、真正提升生活品质的体验。

　　一位来自北京房山的青年受访者对于旅行极为热衷，利用今年春节，他和朋友自驾去了山西。“旅游可以看看不一样的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这钱花得值。”在他眼中，旅行不仅是放松，更是一种体验生活的方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25年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15.26亿，同比增长22.6%;出游花费1万亿元，同比增长21.4%。数字背后，是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为“体验”买单。

　　与购买实物不同，“买体验”买的是一种感受、一段时光、一份成长。从“拥有什么”到“经历什么”，这种消费重心的转移，折射出乡村青年对生活质量的更高追求。这一变化的深层动因在于：一方面，收入稳步增长为体验消费提供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城市流行的“为体验买单”、“为兴趣付费”等消费理念深度渗透乡村，重塑着年轻人的消费偏好。

　　年轻人心里有了“务实、理性、悦己”这杆秤，花钱就多了几分清醒。但过日子总有绕不开的大项开支，买房、装修、置办大件，光靠每月工资攒，有时候确实赶不上趟。这时候，能不能借钱、敢不敢借钱、借了钱怎么还，就成了摆在面前的新问题。

　　“除了房贷，我没有其他贷款，也不碰消费贷，顶多偶尔用用信用卡，每次都按时还清。”争青告诉记者，她坚持量入而出，很少超前消费，觉得多交利息不划算，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实处。调研中我们发现，不少受访者因为购房、购车等原因贷款，但他们的信用消费观呈现出一个鲜明特征：不拒绝金融杠杆，但拒绝盲目负债;愿意为提升生活品质合理借贷，但绝不为了面子而过度透支。

　　这种审慎而开放的态度，正在成为许多乡村青年的选择。据商业机构极光月狐数据发布的《小镇青年画像》显示，小镇青年群体中贷款消费比例超20%，消费信贷渗透率较高。这意味着，信用消费已成为乡村青年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们正以自己的方式，在金融工具的便利与财务安全之间，寻找着恰到好处的平衡点。

　　当乡村青年的消费观转向“追求性价比”、“理性悦己”，他们开始区分“需要”和“想要”，开始在消费中寻找真实的自我。他们正在用最朴素的方式，完成对消费本质的回归：消费是手段，不是目的;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包装自己的方式。

　　更深层地看，这种消费观的转变，折射出乡村青年个体意识的觉醒。当消费不再是身份的符号而是自我的延伸，当花钱的标准从“别人怎么看”转向“自己舒不舒服”——这不仅是消费方式的改变，更是生活态度和价值坐标的重塑。他们所定义的“美好生活”，正从占有更多商品，转向获取更优质的体验、更丰富的精神世界以及更有温度的人际关系。

　　文化“算”价值 主动拥抱乡土

　　长久以来，相较于城市文化，乡土文化往往被贴上“落后”、“老旧”、“土气”等负面标签。不少乡村青年急于摆脱“乡土印记”，将城市潮流文化视为“时尚”与“进步”的代名词，盲目追捧、奋力追随。如今，随着乡村文化振兴的推进，许多乡村青年看到了乡土文化焕发的光彩、蕴藏的价值，主动拥抱乡土文化，一些青年甚至变成了“传播者”、“传承者”和“创新者”，让乡土文化焕发新生。

　　“过去一提到巫山，人们会想到偏远和贫困。但近几年不一样了，随着乡村产业的发展、巫山文旅宣传的持续发力，脆李、红叶、下庄精神等名片不断出圈，看到外地游客纷至沓来，我的内心油然生出一种自豪感。”重庆巫山县官渡镇36岁的王敏坦言。

　　这种自豪感，让王敏从“旁观者”变成了主动传播家乡文化的“参与者”——不仅积极投身徒步、“村跑”等本土文娱活动，还通过短视频和图文分享的方式，向外界讲述巫山的巫文化、移民故事和特色民俗。王敏代表的正是一批文化自信不断提升的乡村青年。

　　放眼全国，近年来，“村歌”、“村BA”、“村跑”等“村字号”活动爆火，“赶大集”、“在乡村过大年”成为年轻人新潮流……这些活动的“出圈”，折射出人们对乡土文化的认可。而乡村青年正是这些活动及现象中的“主角”之一，他们用热情参与和主动传播，让乡土文化破圈生长，也让文化自信在一次次点赞与分享中不断增强。“以前觉得乡土文化有点土，登不上台面，现在才发现，它有烟火气、有温度，是我们的精神故土。”一位受访的乡村男青年说。

　　乡村青年文化自信的提升，根源在于乡村的蝶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乡村正从“沉寂的土地”变为“希望的热土”。当产业发展让乡村富起来，当环境改善让乡村美起来，当文化振兴让乡村潮起来，文化认同便有了现实的基础，乡村青年自然会重新审视家乡的文化价值，生出归属感和自豪感。

　　乡土文化的生命力，流动在一代代人的传承与发展中。乡村民间技艺、非遗技艺等传统技艺，是乡土文化的“活化石”，需要人来传承。曾经，老人手里攥着绝活，年轻人眼里却望着远方，不少乡村技艺面临“人走技绝”的困境。在调研中看到，部分乡村青年已经认识到了传承的重要性，并自觉拜师学艺。在北京延庆区永宁大集调研时，记者看到了精彩的一幕：永宁糖画的非遗传承人康荣春，正用糖浆作画，融化的糖浆如金线般流淌，一分钟不到，一只蝴蝶就落在竹签上，引得围观者频频称赞。“他是我的师傅，是我主动拜的师，永宁糖画手艺需要传承，刚好我有这个机会，就想好好学，让更多人了解咱们的糖画技艺。”旁边一位30多岁的男青年告诉记者。质朴的话语里，有青年对文化的敬畏，有主动传承的自觉。

　　从“不愿学”到“主动学”，转变的关键，是青年看见了乡村文化的经济价值。这背后，一方面，国家对乡村技艺的政策扶持不断加大，如近年来我国实施的乡村工匠培育工程，助力“乡村手艺”转化为“指尖经济”。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全国乡村工匠已超13万人,带动乡村500多万人就业增收。另一方面，互联网电商的兴起与文旅融合的深度发展，让许多非遗产品、手艺作品走出“深闺”，为乡村手艺转化为产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当一门手艺能带来收入、实现自我价值，青年自然愿意放下“离乡的执念”，成为“守艺的人”。

　　乡村青年还用多种方式，丰富着乡土文化的创新表达。在四川郫都区，一位从事平面设计的30多岁返乡青年，尝试用现代插画风格，重新绘制“郫县豆瓣”的传统酿造工艺图，作品在社交媒体上很受欢迎。他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虽好，但要用年轻人看得懂、觉得潮的方式讲出来，才能更与时代接轨，才能传承好、发展好。”他还加入了青年乐队，闲暇时，在改造后的川西老林盘里举办小型音乐会，曲风融合民谣与川剧元素，让乡土文化和着旋律，走进更多年轻人的心里。

　　创新文化表达的背后，是乡村青年对乡土文化生命力的深刻理解：乡土文化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化石，而是流动的活水。只有不断创新，融入年轻人的话语体系，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乡村文化才能真正“活”下去、“火”起来，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

　　从想摆脱“乡村印记”，到主动传播、传承、创新乡土文化，乡村青年心中的这笔“文化账”，算得越来越清晰。账本里，有乡土文化的价值，有自我实现的价值，更有一份“让家乡被看见”的担当与责任。乡村青年主动拥抱乡土文化，不仅是一场文化的觉醒与传承，更是乡村与青年的相互成就。

　　读懂“算账逻辑” 让乡村青年更有奔头

　　乡村青年“四观”之变，是乡村社会结构性变革的微观注脚。从注重婚育成本质量到多元择业就业，从消费理性悦己到主动拥抱乡土文化，这每一重转变，不仅是个人选择，也关乎国家和社会发展。让乡村青年更有盼头、有奔头，政策发力的关键，在于把准“算账逻辑”，为乡村青年提供更优的选择，让乡村青年与社会发展互促互进。

　　降成本，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

　　从“结不起”、“养不起”到追求“1+1>2的增量价值”，乡村青年在婚育上既算“经济成本”和“人力成本”，也追求高质量的婚育。应降低婚育成本，健全全周期保障，构建新型婚育文化，打造婚育友好型社会。

　　加强婚恋引导，降低“婚”的成本。加强对农村适婚青年的关心关爱，搭建公益婚恋服务平台。如河北巨鹿县开展“公益红娘”志愿服务,免费说媒。深化婚俗改革，持续整治高额彩礼。借鉴宁夏、福建等地经验，设定彩礼上限、对“低彩礼”、“零彩礼”家庭给予技能培训优先、健康保险保障等措施激励。

　　加强生育支持，降低“育”的成本。完善保障制度，将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范围。发展县乡普惠托育服务，借鉴浙江衢州等地经验，将闲置校舍改造为村级托育点，缓解带娃压力。推动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如构建城乡中小学发展共同体、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让孩子在家门口能上好学、看好病。

　　兴产业，多渠道拓宽就业空间——

　　从“离土进城”到“多元择业”，乡村青年在就业上既算“收入账”，也算“亲情账”、“发展账”。回应这份期待，需振兴产业、拓宽就业渠道，让青年在乡村能找到“有奔头”的岗位。

　　发展特色产业，拓展就业容量。立足乡土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让更多青年嵌入产业链、分享增值收益。深入实施以工代赈，用好就业帮扶车间等就业渠道，让家门口的岗位多起来。

　　强化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质量。瞄准产业需求和青年意愿，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养，推广“培训+就业”联动机制。推动培训资源下沉乡村，让青年学到真本事、拿到技能证、端稳新饭碗。支持返乡青年参加“头雁”项目、高素质农民培育，让“新农人”变成“兴农人”。

　　优化创业环境，激发就业活力。整合创业担保贷款、税费减免、场地扶持等政策，建立“一站式”服务平台，降低青年创业门槛。推广“青创贷”等专属金融产品，让想创业的青年贷得到、贷得起。完善乡村物流、网络等基础设施，让乡村成为既能就业也能创业的热土。

　　优供给，释放乡村消费新潜力——

　　从“该省省、该花花”到“对自己好一点”，从“买东西”到“买体验”——乡村青年消费既理性，又注重体验感，既追求“性价比”，又追求“心价比”。需要进一步优化供给，让消费潜力充分释放。

　　丰富消费场景，提升消费品质。深入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让消费网点下沉到村。发展乡村“体验经济”，培育丰收市集、非遗工坊、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让乡村消费体验感拉满。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支持直播带货、即时零售向乡村延伸，让优质商品触手可及。

　　优化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健全乡村消费维权网络，推行无理由退货承诺、先行赔付等制度，让青年敢花钱、愿花钱。规范直播带货、社交电商等新业态，严查虚假宣传、假冒伪劣，净化乡村消费市场，让青年“买得放心”。

　　引导理性消费，培育健康观念。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和消费风险提示，让青年建立“信用有价、失信有责”的认知。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差异化信贷产品，既支持合理消费需求，又防范过度借贷风险。让青年在消费升级中算好账、花对钱，过上真正“值得”的生活。

　　活文化，探索转化传承新路径——

　　从乡村文化的“旁观者”到“传播者”，再到“传承者”、“创新者”，乡村青年意识到了乡土文化的宝贵价值。应进一步“活化”乡村文化，推动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吸引青年，让青年振兴文化。

　　深挖文化资源，筑牢文化根基。摸清农业农村文化“家底”，推进乡村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加强乡村文物、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保护，建立以村民为主体的保护实施机制。支持青年参与村史编撰、非遗普查等相关工作，助力建立乡村文化“数据库”。

　　创新激活文化，推动价值转化。一方面，支持农民群众，尤其是青年群体，办好“村歌”、“村BA”等“村字号”文体活动，让乡村文化生活更精彩。另一方面，建设乡村青年文创空间、非遗工坊等，推动“文化+旅游+电商”融合发展，支持青年将乡土文化转化为文创产品、体验项目，更好地激活文化的经济价值。

　　健全培育机制，壮大人才队伍。建立乡村文化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发现培养一批青年乡土文化能人、青年非遗传承人、乡村工匠。推广“非遗进校园”、“名师带徒”模式，传授青年文化技艺。对表现突出的青年乡土文化人才，进行项目扶持、荣誉奖励等，让青年更有盼头、有劲头。

　　青年兴则乡村兴，青年强则乡村强。青年的“四观”之变，与乡村社会的发展阶段深度呼应。唯有倾听青年心声、回应青年诉求、激发青年活力，才能更好让青年在乡村振兴中绽放光彩。

　　(执笔人：杨钰、丁钇清;报道组成员：许雪亚、秦睿、韩晨雪、罗予若、杨淼、王婷婷、吴家奇、陈敬谦、魏龙飞、张昆、段伊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