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运营、青年入乡、片区组团是当前深化“千万工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抓手。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目标，以苕溪以北八村为核心，精心谋划“禹上稻乡”项目，创新探索乡村运营、青年入乡、片区组团“三位一体”共富发展模式，实现了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共富”的历史性跨越。从2017年至2025年，集体经营性收入从1360.86万元跃升至3103.74万元，农民人均收入从34786元增至62131元，绘就了强村富民的生动图景。禹上稻乡“三位一体”的创新实践不仅是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在乡村的生动体现，也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探索片区组团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余杭经验”。

　　禹上稻乡“三位一体”共富发展的创新实践

　　禹上稻乡通过构建“一个强村公司统一运营、一批青年入乡强化支撑、一个片区组团共富发展”的新体系，形成了乡村运营牵引、青年人才支撑、片区组团承载的“三位一体”共富发展新模式。

　　创新推出乡村运营，为共富发展注入牵引动力。乡村运营是“三位一体”模式的核心引擎。禹上稻乡通过品牌化引领、实体化运作与融合化发展，破解了乡村资源变现难、产业价值低的难题。一是持续提升品牌化价值。推动区域品牌从单一村庄向片区整体升级，整合八村资源推出“禹上稻乡”区域公用品牌，构建“出类八萃”产品体系。联合组建杭州禹上稻乡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实行统一品牌、规划、运营、营销、招商的“五统一”原则，有效规避村际同质竞争，推动共建共享。二是创新推动实体化运作。构建双层联营模式，第一层由八村合股成立运营公司，统筹区域资源开发;第二层由运营公司与引进的经营主体合作，引入浙江大学精准育种研究院、浙江省中青旅等优质主体，支持和带动村民发展特色富民产业。三是不断推进融合化发展。深耕“稻+”产业链，做优一产，通过科技赋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亩产超7000元;做大二产，开发35款深加工产品;做强三产，打造跨村研学线路，年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通过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实现了从“种粮食”到“种风景”、“卖体验”的价值蝶变。

　　加快推动青年入乡，为共富发展强化人才支撑。人才是“三位一体”模式的关键变量。禹上稻乡构建了全方位的人才“引育用留”生态，实现人才与乡村的“双向奔赴”。一是创新构建“三级人才协同梯队”。率先引入乡村CEO制度，构建“乡村CEO为引领层、造梦师为骨干层、新农人为主理层”的梯队结构，实施分层培育与定制培训，打通了从“乡村造梦师助理”到“职业经理人”的上升通道，为乡村运营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二是建立健全人才全链支持政策。出台“稻香聚才十条”人才服务政策，设立2000万元造梦基金，通过项目评审给予资金扶持。做优生活配套与创业服务，解决青年入乡的后顾之忧。三是赋能全国乡村运营。依托“未来农民学堂”，积极参与浙江、广东、安徽等省份“千名乡村CEO培养计划”，累计培育乡村运营人才720余名，将人才成长体系和运营经验输出至全国16个省份，实现了从本地实践到全国赋能的能力跃升。

　　做深做实片区组团，为共富发展建强平台载体。片区组团是“三位一体”模式的坚实底座。禹上稻乡打破行政边界，通过规划统绘、治理统合、利益统筹，破解单村发展资源散、实力弱的瓶颈。一是功能布局统一谋划。打破八村各自为战的局面，依托资源禀赋进行差异化布局，形成“一村一特色、片区一盘棋”的格局。如溪塔村发展运动项目，下陡门村打造艺术田园，竹园村深耕康养产业，各村功能互补、业态互联，发展互促。二是组织治理统分结合。依托“聚耀禹航”党建联建机制引领与协调，同时发挥运营公司的市场化主体作用。在“统”上确立片区整体发展方向，在“分”上赋予各村强村公司经营自主权。三是利益机制统筹兼顾。建立公平可持续的利益共享机制。股权上，各村以12.5%股权平均持股运营;经营上，大型项目收益按比例分成，市场资源跨村分流共享;增收上，通过土地流转与统一经营增加农户财产性收入。这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深度融合，凝聚了人心，保障了发展的可持续性。

　　推动“三位一体融合”，为共富发展凝聚强大合力。乡村运营、青年入乡、片区组团三者互为支撑、深度融合。乡村运营打造的丰富业态与产业链，为青年提供了广阔的创业就业舞台，成为吸引青年的关键磁场;青年带来的新理念、新技术与新视野，极大地提升了乡村运营的市场化水平与创新活力;片区组团通过资源整合与空间重构，为乡村运营提供了规模化资源，为青年发展提供了系统化平台。三者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驱动禹上稻乡实现强村富民目标的强大引擎。

　　禹上稻乡“三位一体”共富发展的经验启示

　　禹上稻乡的实践探索，对于推动片区组团共富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构建布局科学、优势凸显、融合共生的命运共同体。组团发展应基于地缘相邻、资源互补、文化相融的基础。关键在于通过规划设计，对片区产业进行差异化布局和功能互补，构建“一村一特色、片区一盘棋”的产业生态。同时，核心在于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牢固联结机制，如禹上稻乡的股权均等与收益分成模式，将分散的村级优势转化为整体竞争力，从根源上破解“组而不团、联而不合”的难题，推动从松散的利益共同体向紧密的命运共同体转变。

　　突出党政引领、基层创造、社团促进的动力机制。乡村振兴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发力。禹上稻乡实践表明，要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和支持基层在新产业、新业态、新服务等方面的创新探索。同时，党委政府要及时总结经验，加强统筹规划与政策引导，实现从“自发探索”向“自觉引领”转变。此外，还应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技术服务、人才培养、标准制定等方面的促进作用，形成“党政引领、基层创造、社团促进”同频共振的动力机制，为片区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坚持以民为本、利益为重、权利为基的基本原则。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禹上稻乡的成功在于始终把增进农民利益、保障民主权利作为根本导向。经济利益是组团的黏合剂，要让农民在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就业创业中实实在在增收;民主权利是“稳定器”，要在规划制定、项目引入、利益分配等环节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只有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利双保障，才能避免组团流于形式，才能赢得农民真心支持，推动组团发展行稳致远。

　　强化市场运作、政府主导、集体主体的运行机制。片区组团发展需要构建好市场、政府与集体三方有效融合的运行机制。一定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禹上稻乡正是通过股份合作组建实体化运营公司，实现了以专业化、市场化手段高效配置资源，激发内生活力。党委政府要做好引导、激励和基础投入，为组团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同时要尊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地位，推动集体资本与国有资本、社会投资融合发展。三者协同发力，加快形成“政府主导不包办、市场运作不越位、集体主体不失位”的运行机制。

　　创新联的方式、联的载体、联的机制等关键抓手。如何“联”出实效是组团发展的核心。要因地制宜创新“联的方式”，通过党建引领、品牌牵引、产业集群等多种路径促联。要做实“联的载体”，共建基础设施、联合布局产业项目，共塑区域品牌形象。要做优“联的机制”，完善组团联席会议制度与利益分配模式，激发参与积极性。要做牢“联的纽带”，挖掘文化共性，统一品牌形象。要做好“联的工具”，运用数字化手段搭建资源共享平台。这样才能确保联动有内容、合作有实效、发展可持续，推动组团发展向纵深迈进。

　　加快推进“三位一体”乡村共富发展的对策建议

　　借鉴余杭“禹上稻乡”经验，针对当前乡村发展中存在的要素分散、人才短缺、运营乏力等问题，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着力，积极推进“三位一体”乡村共富发展。

　　以深化“千万工程”为引领，加快形成从利益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转变的新范式。推进片区组团不仅要着眼于经济利益联结，更要注重文化认同与价值共享，推动利益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升维。一是深化价值共创内涵。挖掘区域文化基因，将协作、奋斗、共享精神融入乡村治理与经济发展全过程，增强村民对片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二是推动治理共融。在完善公司化运营的同时，推动治理结构向“片区化共治”延伸。建立跨村议事协商平台，引导村民从“发展受益者”转变为“治理参与者”，构建权责共担的治理格局。三是拓展模式输出。鼓励成熟的片区组团总结提炼成功经验，将其标准化为可复制的方案，对外输出品牌、人才与运营体系，在更广阔的区域网络中反哺自身发展，增强共同体的外延影响力。

　　以市场机制为核心，加快形成从行政化推动向市场化运作转变的新路径。一是做强专业运营主体。培育或引进具有市场洞察力、资源整合力的乡村运营主体，明确其作为片区发展“操盘手”的地位，赋予其在项目管理、招商合作上的自主决策权。鼓励推行乡村CEO制度，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二是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建立以股权为纽带的深度利益联结，推广“保底收益+阶梯分红”模式。鼓励运营公司通过商业合作进行品牌授权与体系输出，探索“地瓜经济”模式，实现藤蔓延伸、反哺根茎。三是深化业态融合创新。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产业从“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型。深度挖掘生态与人文资源，开发多元化消费场景，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

　　以数字平台为底座，加快形成从碎片化服务向系统化服务转变的新体系。一是推动服务连接化。建设集成化的乡村数字大脑，整合农旅、电商、研学等业态，实现服务“一键通办”。打破数据孤岛，实现多村协作、多业共生的数字化生态。二是实现治理智能化。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对片区资源、客流、产业进行实时监测与精准画像，优化资源配置与服务供给。例如，通过数据分析精准预测市场需求，指导农业生产与旅游调度。三是打造体验闭环化。建立用户反馈机制，设计如“稻乡积分”等激励产品，引导游客跨村消费。针对居民需求提供定制化政务与文化服务，提升整体满意度，构建人、物、场景高效协同的数字乡村网络。

　　以“现代治理”为支撑，加快形成从浅层化联动向全方位协同转变的新机制。一是构建跨区域统筹格局。打破村域界限，建立健全跨村联席决策机制，在规划编制、土地流转、生态保护上实行统一标准。推动片区内规划一张图、建设一盘棋、发展一本账，解决碎片化经营弊端。二是打造要素流动引擎。利用数字化手段促进“人、地、钱、产”等要素在片区内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完善产权交易与金融服务体系，降低要素流动门槛。三是激发多元共治活力。健全开放协商议事机制，邀请本地村民、入乡青年、投资主体共同参与决策监督。通过多元共治，协调各方利益，将外部输血转化为内部造血，确保发展成果普惠共享。

　　以“共创共富”为目标，加快形成从分散化经营向共享化发展转变的新范式。一是强化帮扶型共富。针对低收入群体，建立技能培训与公益性岗位开发机制，将帮扶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生产能力，确保弱势群体不掉队。二是强化带动型共富。引导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与农户建立紧密利益联结，通过订单农业、技术指导、品牌共享等方式，带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产业链。三是创新合作型共富。发展土地股份合作、劳务合作等新型合作经济，推动农户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建立收益分配机制，让农户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真正实现“先富带后富、区域共同富”。

　　(作者顾益康系浙江省委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专家咨询委委员、浙江省委农办原副主任;胡伟斌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智库研究员、智库执行负责人，浙江省政府咨询委特约研究员;江海无忧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