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农民收入始终是我国“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央一号文件以“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首次单列“积极促进农民稳定增收”专章，对新时期促进农民增收作出系统部署。

　　促进农民增收的新任务与政策取向

　　面对全球经济格局重构、国内经济转型深化的双重背景，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立足关键节点，紧扣农业农村现代化核心目标，围绕产业、资源、改革、融合四大关键领域，提出四大突破性新任务，明确了从内生动力培育到外部环境优化相统一的基本政策取向。

　　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夯实经营性增收根基。以全产业链思维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升级，部署农产品精深加工、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农文旅深度融合、县域富民产业培育四大重点，推动从“靠产量增收”向“靠价值增收”、从“规模扩张”向“价值提升”转型，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

　　盘活资源要素，开辟财产性增收新空间。将农村沉睡资源盘活作为重要突破口，部署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闲置土地与房屋盘活等重点任务，要求通过产权赋能将农村存量资源转化为增值资产，破解财产性收入占比长期偏低的结构性问题。

　　深化农村改革，强化增收制度保障。聚焦制约农民增收的深层次制度矛盾，部署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整省试点、财政金融协同支农、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完善等重点改革，通过制度创新稳定增收预期、降低经营风险、破解融资约束，为农民持续增收提供稳定制度供给。

　　打破城乡壁垒，拓展多元增收空间。着力打破城乡二元壁垒，部署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人才下乡、县乡村流通基建升级、乡村消费扩容四大任务，推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与平等交换，实现增收空间从“农村内循环”向“城乡大循环”的跨越，助力农民实现多元增收。

　　农民增收面临的多重深层瓶颈

　　系统审视“十四五”以来的发展历程，我国农民收入实现持续稳定较快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本世纪以来最低水平，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但面对“十五五”时期新形势、新任务，制约农民增收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特别是下述四大核心矛盾相互叠加、互为因果，构成阻碍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瓶颈性障碍。

　　产业升级之困：乡村产业难以支撑持续增收

　　当前乡村产业提质升级的现实需求，与产业基础薄弱支撑不足之间存在矛盾，农产品精深加工不足，难以形成支撑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产业根基，构成制约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的核心瓶颈。一是产业链、价值链附加值不高，价值分配失衡。我国多数乡村产业仍集中于初级种养环节，农产品精深加工率不足30%，加工、流通、品牌运营等高附加值环节多集聚于城市，形成“生产在农村、增值在城市”的失衡格局，农民仅能获取产业链底端的微薄收益。同时，个别地区脱离资源禀赋盲目跟风布局产业，同质化竞争严重，引发产能过剩与价格下行，不仅无法实现增收，反而造成农户直接经济损失。二是产业抗风险能力薄弱，小农户难以融入现代产业体系。乡村中小经营主体普遍规模小、实力弱，缺乏有效的风险对冲机制，一旦遭遇自然灾害或市场价格大幅波动，极易出现经营亏损。而小农户由于经营规模有限、标准化生产程度低、市场对接能力不足，难以融入龙头企业主导的现代产业链，无法平等分享产业升级带来的增值收益。三是产业融合层次偏低，新业态增收潜力未得到充分释放。当前乡村产业融合缺乏基于本土资源禀赋的价值链深度延伸与消费场景创新，同质化竞争问题突出，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增收能力。以农村电商为代表的数字新业态，多数仅实现了“农产品上网”的简单转化，尚未构建起供应链优化、品牌运营、渠道拓展的全链条赋能体系。四是核心要素支撑短板突出，产业升级后劲严重不足。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懂技术、懂经营、懂市场的复合型乡村人才短缺;财政支农资金虽总量保持增长，但资金使用分散、统筹整合不力、使用绩效不高等现象仍存在;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面临资金短缺困境。

　　产权赋能之困：沉睡资源难以转化为增收资产

　　大量农村“沉睡资源”无法有效转化为农民稳定增收的增值资产，构成制约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关键障碍。一是产权权能不完善，价值转化通道不畅。农村资源资产产权权能不完整，抵押、担保、处置权能不充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存在一定壁垒，难以顺畅进入市场实现价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体系不健全，资源盘活的交易成本高、渠道不畅。二是资源碎片化，规模化盘活难度大。我国农业经营主体以小农户为主，户均承包地面积不足10亩，承包地、农房等资源高度碎片化，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市场化主体参与积极性不足，无法有效转化为农民的增收资产。三是集体资产运营效率不高，持续增收赋能不足。一些地方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归属不清、运营机制不畅，长期处于沉睡状态，难以实现保值增值;部分村集体收入偏低，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活力不足，无法为农户提供持续稳定的分红收益，难以发挥集体经济的联农带农增收作用。

　　制度创新之困：增收长效机制尚未形成

　　当前制约农民增收的深层次制度矛盾尚未破解，增收的路径依赖问题突出，难以构建起支撑农民长期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构成制约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制度性障碍。一是联农带农机制存在路径依赖，利益联结不够紧密。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普遍规模偏小，与农户利益联结不紧密。多数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仍停留在简单的产品买卖关系，缺乏稳定的合同契约、股份合作等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导致农民难以有效分享加工、流通、品牌等环节的增值收益，增收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二是支农政策跨部门统筹整合不够，系统集成效能不足。促进农民增收的相关政策分散于多个部门，缺乏跨部门的统筹整合协调机制，个别地区政策落地存在“一刀切”现象，未能结合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制定差异化、针对性的举措。三是农村金融保险制度创新滞后，风险保障体系与农民增收现实需求不匹配。农业保险虽已实现广覆盖，但仍存在保障水平偏低、理赔流程繁琐等问题，难以有效对冲农业生产经营的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特色农产品保险、价格指数保险、“保险+期货”等创新产品开发滞后，难以满足农民需求。

　　城乡联动之困：要素双向流动格局仍未建立

　　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层次制度障碍尚未根本破除，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平等交换的发展要求，与农村优质要素持续向城市单向流出的现实格局形成矛盾，构成制约农民持续增收的根源性约束。一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存在壁垒，农村优质要素单向流出的循环尚未打破。城市资本、人才、技术等优质要素下乡仍面临诸多障碍，存在“进不来、留不住、投不下”的困境;农村土地、劳动力、资金等优质要素持续向城市单向集聚，削弱了农村自身的增收发展能力。二是城乡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存在差距，成为制约城乡联动增收的重要堵点。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仍有差距，制约农民人力资本提升与代际增收能力;农村物流、冷链、信息化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农产品出村进城成本高、损耗大，城乡数字鸿沟等问题仍然存在，阻碍城乡产业联动与消费联动的增收渠道拓展。三是城乡市场对接不畅，存在供需结构性错配问题。城市消费已进入品质化、个性化升级阶段，但农村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程度还不高，生产端与消费端存在结构性错配，难以将城市消费需求有效转化为农民的增收机会，无法形成城乡市场联动的增收格局。

　　破解农民增收瓶颈制约的长效路径

　　针对当前农民增收面临的上述深层瓶颈，必须紧扣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坚持“靶向破解、系统协同、长效赋能”的政策取向，突破传统增收路径依赖，从产业升级、产权改革、制度集成、城乡融合四个维度精准发力，构建系统化破解现实瓶颈的长效路径。

　　以全链升级夯实经营性增收根基

　　一是推动全产业链价值提升，破解价值分配失衡困境。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产能向主产区、县域集中，打破“生产在农村、增值在城市”的失衡格局。加快构建“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民”的产业化联合体，建立全产业链利益共享机制，破解同质化竞争难题，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

　　二是深化业态融合与场景创新，充分释放新业态增收潜力。立足区域资源禀赋深化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特色乡村旅游、休闲康养等业态。大力发展农村电商、直播带货、定制农业等新模式，加强产地冷链仓储、分拣加工设施建设，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后一公里”，构建全链条赋能体系，充分释放新业态增收潜力。

　　三是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支撑，提升产业抗风险能力。加快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小农户提供耕、种、管、收、销全链条专业化服务，提升小农户标准化生产与市场对接能力，助力其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升抗风险能力，破解小农户难以融入现代农业产业链的困境。

　　四是补齐核心要素支撑短板，强化产业升级内生动力。健全乡村人才“引育用留”全链条机制，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畅通返乡入乡创业渠道;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优化资金使用绩效;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涉农信贷投放，扩大抵质押物范围;完善社会投资进村激励与监管机制，补齐产业升级的要素短板。

　　以产权改革打通资源价值转化通道

　　一是完善产权权能体系，强化价值转化通道。 持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补齐产权权能短板。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体系，降低交易成本，打通沉睡资源向增值资产转化的通道。

　　二是破解资源分散困局，提升盘活效能。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健全流转风险防控机制，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开展土地综合整治，提升资源集中度和规模效应，激发市场化主体参与积极性。

　　三是探索多元增收路径，推动资产保值增值。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健全收益分配制度，盘活集体闲置资源资产，稳健发展多元增收项目，推动集体资产保值增值，让农民通过集体分红获得稳定的财产性收入，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联农带农作用。

　　以制度集成构建长效化增收保障体系

　　一是创新紧密型联农带农机制，破解利益联结松散化困局。 加大对新型经营主体的规范培育与扶持力度，推广“村集体+合作社+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等模式，鼓励与农民形成“保底收益+按股分红”、就业带动、利润返还等利益联结方式，让农民更多分享全链条增值收益。支持组建家庭农场联盟、合作社联合社，提升合作发展与抗风险能力。

　　二是强化政策系统集成协同，破解碎片化路径依赖。建立健全跨部门统筹整合协调机制，构建目标协同、措施衔接、权责清晰的“全链条”支农政策体系。完善政策落地机制，鼓励地方结合资源禀赋制定差异化增收举措。建立政策实施效果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提升政策的精准性、适配性与实效性。

　　三是创新农村金融保险制度，健全增收全链条风险保障体系。推动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扩大主粮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覆盖面，大力发展地方特色农产品保险、价格指数保险、“保险+期货”等创新产品，简化理赔流程，提高理赔效率，有效对冲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破解农户“丰产不丰收、受灾就受损”的增收困境。

　　以城乡融合拓展全域联动增收空间

　　一是破除要素流动制度壁垒，打破农村优质要素单向流出恶性循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率先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取消县城落户限制，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完善城市人才、技术下乡的专项激励政策，破除要素下乡的制度性障碍，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形成“城市资源下乡、农村产品进城”的良性循环。

　　二是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打通城乡联动增收通道。推动城乡基础设施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护，加快农村物流、冷链、通信等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降低农产品出村进城成本，破解城乡数字鸿沟。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升农民工就业稳定性与工资水平，拓宽农民工资性增收渠道。

　　三是推动城乡市场深度对接，破解供需结构性错配难题。 完善农产品标准化体系与全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推动农产品生产与城市品质化、个性化消费需求精准对接。培育乡村民宿、休闲露营等新业态，承接城市消费外溢，把城市多元化消费需求有效转化为农户的增收机会。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