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两持续，四着力”的部署要求，特别是提出“着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对构建和谐乡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乡村治理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切忌城市治理、行政思维和“单兵突进”思维，要以对农业特点、乡村规律的正确认识为出发点，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组织等诸多方面统筹推进乡村治理，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善治之路。根据乡村治理实践，本文就以下四个问题作些阐述。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特别提出，“着力解决部分年轻干部在农村基层‘水土不服’问题”。所谓“水土不服”首先是对农业特点和乡村规律把握不够，对乡村文化和农民的需求缺乏了解，不能按照乡村规律和农民意愿办事。如为了美化乡村环境，限制老百姓栽果种菜，强行要求种花种草;为了发展集体经济，强行把农民的承包地集中起来搞集体规模经营，结果导致赔了本和荒了地。诸如此类，均是不了解乡村而导致严重浪费和形式主义现象。其次，表现在治理方式或工作方法方面，部分年轻干部将城市中获得的治理方式，自己熟悉的行政化手段简单移植到乡村工作中来，忽视了乡村文化特点和乡土社会治理理念，导致行政命令的刚性管控与熟人社会的柔性规则之间发生冲突。当面临纠纷调解时，年轻干部习惯首选援引相关法律，与村民期待通过协商柔性解决的愿望相差甚远。“水土不服”容易带来想当然的决策，影响党和政府政策的执行效果。

　　要加强党组织建设，迫切需要解决部分年轻干部在农村基层“水土不服”问题。提高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除了要求年轻干部深入乡村基层与农民打成一片，了解农业生产、乡村生活和农民真实需求外，还要加强培训，特别是要加强懂农业和爱乡村的教育。要引导基层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理解中央关于乡村全面振兴的内涵和实现路径，加强对农业基本特点和乡村基本规律的普及。同时，要学会乡村工作方法处理各种复杂问题。

　　中央一号文件同时指出，“完善基层监督体系，严格村干部特别是‘一肩挑’，人员管理监督”。村干部虽处基层“末梢”，却手握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权力。严格对“一肩挑”村干部管理监督，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支持农民群众多渠道参与村级议事协商，赋予农民更充分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另一方面，推行“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划出行为红线，通过监督下沉、审计全覆盖等手段压缩权力寻租空间，让惠民政策不跑偏、不走样。

　　加强文明乡风建设。乡风文明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手段。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和睦家庭与和谐邻里建设”“培育时代新风新貌”。良好家风与和谐邻里关系是乡村文明的双重支柱，既是社会治理基础，也是文化传承载体和经济发展动能。优良家风保存着“仁义礼智信”等优秀文化的基因，将优秀家训融入村规民约，形成“以德化人”的自治模式，通过家风讲堂、优秀家训进万家、德孝文化进社区、孝善积分、道德银行等活动，引导和规范村民行为，为乡村注入伦理秩序，是很多乡村实现有效治理的经验。和谐邻里关系同样延续“守望相助”的乡村美德与乡土伦理。通过讲好邻里故事，挖掘乡村社区生动的互助案例，评选“友善家庭”，表彰帮扶邻里的典型，利用传统节日，开展中秋百家宴、冬至送饺子、端午包粽子、春节送春联活动。设立“邻里记忆馆”等，强化“我们是一家人”的归属感，提升村民幸福感，为和谐乡村建设夯实社会文化基础。

　　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是中央强调的乡村治理内容之一。各地在治理高额彩礼方面创造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引导村民制定村规民约对彩礼和礼金提出限额，由德高望重的村民组成“红白理事会”监督倡导，培育模范家庭带动与示范等，都是当前推进移风易俗值得借鉴的经验。当然，根治高额彩礼以及大操大办等问题，需要与产业发展、文化建设、制度约束、宣传教育等有机结合。发挥妇联、共青团等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创新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服务和关心关爱方式，以此激活乡村文化自愈力，重建健康文明的乡村礼俗生态。

　　“加强宗祠规范管理”，也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的治理内容。祠堂在乡村治理中具有多方面积极作用，承载凝聚家族和文化传承功能，文化记忆保存功能，提供道德教化的实践空间，在祠堂举行冠礼、婚礼、丧礼，强化“孝悌忠信”价值观，发挥警示与惩戒功能，维系基层伦理秩序。但是，祠堂管理不善也会产生消极影响。对祠堂的规范管理需构建“疏堵结合、功能再造”的治理体系。有的地方将祠堂纳入公共文化空间管理体系，推动祠堂从宗族私域空间向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转型，使其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融合创新的重要载体。如“祠堂+乡史馆”“祠堂+文化礼堂”，把“文化客厅”“家风讲堂”“乡村议事会”“乡土礼仪教育”等引入祠堂，通过这种创造性转化，可以使传统宗祠转变为乡村治理、文化传播的多功能平台。

　　推动“三治融合”，建设平安乡村。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实践成果，为推进平安乡村建设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其核心在于“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通过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科技赋能等手段，构建起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以及多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

　　在自治方面，依托村落的自治资源，推广“村民议事会”等协商平台，有的村庄还建立“村级事务阳光票决制”“村民议事厅”等，以公开透明为核心，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村级公共事务，保障村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推动乡村治理从“干部决策”向“村民共决”转变，有效减少了干群矛盾。乡村有自治的传统，现代治理体系的自治，需要把自治规则和机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保持其稳定性和持续性，确保自治程序的每个环节都有章可循，避免流于形式。

　　法治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只有将民主选举、决策、监督等自治活动纳入法治化轨道，才能规范基层公权力运行。法治也为乡村矛盾化解、扫黑除恶，提供法律依据，维护乡村社会公平正义安定环境。更重要的是，法治重塑治理逻辑，通过议事规则等程序性约束，将传统宗族治理转向现代规则之治，培育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

　　乡村治理实践中实施的“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是乡村法治建设的重要经验，通过选拔村干部、网格员等群体，经法律培训后担任“法律明白人”，承担普法宣传、矛盾调解、法律咨询等职责，取得很好的效果，可以有效激活基层治理的“法治细胞”。“法律明白人”依托“熟人社会”优势，参与调解土地纠纷、家庭矛盾，很容易为老百姓所接受。在参与村规民约修订、集体合同审核等事务，监督村务公开、惠民政策落实等方面成效显著，实现“小事不出村”的目标。

　　乡村德治资源十分丰富，包含家风家训、村规民约、传统礼俗等丰富遗产，都是实施德治的重要载体。通过系统挖掘、转化和创新，将道德力量转化为治理效能，构建“以文化人、以德润心”的乡村善治格局。有的乡村设立“道德评议会”，由老党员、教师等组成评议团，对邻里纠纷、不孝等行为进行道德评议、调解和教育;有的利用春节、清明等传统节日，举办“敬老宴”“家风诵读会”，将道德教化融入节庆仪式，通过传统节日赋能和谐乡村建设;有的通过举办“乡村儒学讲堂”“孝善食堂”，聘请退休教师讲授《弟子规》《朱子家训》，既解决留守老人就餐问题，又实现对村民的道德教化。

　　“三治融合”本质是通过多元治理工具的组合创新，实现“低成本、高认同”的善治目标。只有让自治归位、德治浸润、法治护航，方能破解“法律管不到、道德管不住、行政管不好”的治理困境，实现“大事依法、小事讲情、杂事依规”乡村治理新常态。

　　加强社会组织的建设。除了党组织和基层自治组织建设外，社会组织、民间组织等非正式组织的建设对提高乡村治理水平也至关重要。乡村民间组织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社会资本。乡村需构建“政府引导—组织自治—社会参与—技术支撑”的多维治理体系，既保留乡土社会的文化根脉，又注入现代化治理元素，通过制度创新释放组织活力，最终实现从“行政主导”向“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转型。农民合作组织，通过联合农户实现规模效益，破解小农户对接大市场难题;乡村民俗艺术团体，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跃乡村文化生活，增加农民的幸福感;乡村互助养老组织，为留守老人提供助餐服务和照料服务，破解空心化养老困局，填补政府公共服务空白;乡村道德评议组织，对违反村规者进行教育、规劝，调解乡村矛盾，移风易俗，重构乡村伦理秩序，对推动人居环境整治达标发挥独特作用;生态保护、环境治理志愿者组织在传播生态理念，指导垃圾分类，保护生态环境，推广健康生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乡村组织越健全，内容越丰富，老百姓的归属感、满意感也会越高。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统筹产业、生态、文化与平安建设。大量实践表明，以党建引领凝聚合力、以产业升级夯实基础、以生态宜居提升品质、以文化传承滋养精神、以平安法治保障秩序，就能够构建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和美乡村。未来，在“两持续，四着力”框架下，着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路径，也是实现农民安居乐业、乡村长治久安的有效措施。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研究所名誉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