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事关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和农民群众切身利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大理州”)洱海流域，涵盖大部分湖体的大理市和洱海主要水源涵养地洱源县，一度出现面源污染负荷增加、蓝藻大面积暴发等严重环境问题。近年来，大理州积极探索洱海保护与农业产业协同推进的有效路径，在多年实践中形成了适应高原立体气候、多元主体协同的种养循环模式，不断提高产业绿色化水平，有效推动洱海水质改善。

　　严格政策体系显成效

　　2015年以来，洱海流域开启了保护与治理攻坚战，云南省委、省政府先后实施了洱海保护治理“七大行动”以及包括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在内的“八大攻坚战”，并于2019年、2023年两度修订《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保护管理条例》。“十四五”期间，逐步实现由抢救性治理转为保护性治理，从“一湖之治”转为“全域之治”、“生态之治”。

　　在农业生产方面，云南省根据划定的生态保护核心区、生态保护缓冲区和绿色发展区开展分类管控，调整农业产业空间分布。出台“三禁四推”政策，即禁止销售使用含氮磷化肥、推行有机肥替代，禁止销售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推行病虫害绿色防控，调整产业结构、推行农作物绿色生态种植。推行畜禽标准化及渔业生态健康养殖，并针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出台专项工作方案，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在政策引导下，洱海流域农业产业经历了从“追求经济效益” 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深刻转型。一是种植业和养殖业结构优化。相较2015年，2023年洱海流域种植的高水肥作物—大蒜面积下降90.86%，以油菜为代表的环境友好型作物面积显著上升;奶牛存栏量下降39.91%，小型养殖场比例大幅降低。农文旅融合、稻渔综合种养、粮经协同等绿色生态种植新模式在洱海流域外的鹤庆县等地得到大力推广。二是农业绿色化水平提高。相较2015年，2023年大理州有机肥施用率上升80%、复合肥和农药施用总量分别降低94.67%和46.96%，入湖污染负荷持续削减。三是洱海水质改善。在多种减排手段的协同作用下，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为100%，从2015年的轻度富营养化转变为2025年的中营养，水质稳定保持优良水平。

　　多元主体协同的种养循环模式初步建立

　　在种养循环方面，大理州形成了“种养一体就近还田”、“中远运输集中发酵还田”和“多点收集生产商品有机肥还田”三种技术模式，其中“多点收集生产商品有机肥还田”模式是当前主要推行的模式。在此模式中，多元主体各司其职、协同作用，形成了政府主导、养殖与种植户为主体、社会化服务组织串联、村集体与村干部桥梁支撑、科研单位技术赋能的多层次协作机制。

　　政府承担政策制定者、资源调配者和监管者的核心角色。通过科学划定禁养区与限养区、制定补贴政策(如一次性关停补偿、有机肥生产和绿色种植持续性补贴)并开展严格巡查，引导产业空间布局与生产方式的转型;同时以成立平台公司先开展融资建设、企业盈利后再回购等模式整合资金与项目资源，减轻企业初期的投资压力，推动区域种养结构优化。养殖户是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关键实施者。规模养殖场按要求配套消纳用地，通过干粪垫圈、粪污多级处理后还田等技术实现场内循环;小规模养殖户因设施与技术限制，多采用直接还田，是治理中的薄弱环节。种植户通过土地流转支持粪污消纳与饲料作物种植，衔接种养环节。社会化服务组织收购区域内所有养殖户干湿分离的养殖粪便用于生产商品有机肥，并将其销往区域内各类种植户。村干部与村集体发挥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的桥梁作用。通过引导土地流转方向、调整作物结构、监督政策执行，促进生产行为转变。合作社与能人群体则通过技术示范、统购统销增强农户应对市场与风险的能力，但也面临个体违约等治理挑战。科研单位提供底盘数据、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三重支持。云南大理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长期生态监测数据集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集成如粪污废水净化、精准还田等创新技术模式，并通过云南大理古生村科技小院等平台实现技术推广与本地化应用，有效联结政府、企业与农户，推动绿色技术落地生根。

　　大理州种养循环实践为协同推动环境保护和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一是科学规划种养规模与空间布局是根本前提。种养的规模与位置匹配程度决定了种养循环的效果和效率。通过顶层设计实现种养就近匹配，可从源头上降低土地消纳不足、运输成本过高、资源错配等风险。二是提升社会化服务主体盈利能力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粪污收集及资源化利用需要专业化服务组织，推动其从依赖政府补贴转向自我造血是模式长期稳定运行的关键。三是适配性强的技术是种养循环的关键推力。不同地区气候、土壤、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特点不同，需开发适宜的技术并将技术参数进行本地化设计。四是人员能力与数字化监管体系是重要保障。基层管理队伍的专业能力与有效监管可减少中小养殖户凭经验还田，实现粪污还田的精准匹配。

　　种养循环模式推广的挑战与建议

　　上述种养循环模式的推行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一些挑战。一是部分地区种养空间失衡，部分规模养殖场难以配套足够面积的消纳用地，限养区内部分养殖户规模受限、无力投资环保设施，又因退出成本高和缺乏替代产业而陷入经营困境。二是社会化服务主体活力不强，承接转移压力的县区服务主体少、能力弱，现有企业多依赖政府项目，缺乏核心技术和成本竞争力，可持续运营能力不足。三是适合高原气候和有限耕地的粪污处理技术研发滞后，沼气能源化利用率低，季节性利用技术推广不足，小农户科学还田技术指导亟待加强。四是基层面临农业技术人才短缺问题，同时粪污还田缺乏有效和实时监管，导致大规模养殖场还田行为与农户种植需求不匹配，存在地下水二次污染风险;小农户多凭经验操作，直接还田现象仍存在。五是多数农业产业链短，除奶业外仍以初级生产为主，深加工不足，导致农民增收和政府税收增长空间有限。

　　结合大理州经验，其他地区在借鉴时应聚焦破解其现存问题。一是县级层面统筹制定种养总量和最优养殖规模，乡镇层面细化“以种定养”的实施单元，根据土地消纳能力明确养殖品种、规模与地块布局。二是重点培育具备技术、产品和市场综合能力的服务主体，支持其开发高附加值有机肥产品、拓展服务半径、建立稳定合作，提升自我造血能力。鼓励大型养殖企业、有机肥企业等延伸服务链条，辐射带动周边中小规模养殖户，形成“以点带面”的服务网络。三是加大对当地科研机构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技术研发的投入，重点支持新型污水处理技术和土地节约型还田模式。依托当地科研机构开展外来成熟技术的本地适应性优化，通过可视化、轻简化宣传培训向中小规模农户推广，提高技术到位率。四是加强基层种养循环专业人才培训，打造“懂技术、会宣传、能监管”的管理队伍。加快建设和使用种养循环全过程追溯系统，实现粪污处理、还田等的实时监控与智能调度，通过“人防+技防”缓解人力不足问题，提升管理效率。五是在种养循环基础上，重点发展高收益、低污染农业，并配套培育或引入特色食品加工等下游产业，形成“种养加”闭环。同时，创新“企业+合作社+农户”合作机制，通过订单收购、入股分红等方式，保障农民共享产业增值收益。

　　(本文为云南大理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开放基金“高原特色种养循环农业模式研究：基于多元主体协同视角”资助项目和北京科技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智库建设”共同资助。)

　　〔作者单位：魏珣、常惠，北京科技大学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发展研究院;陈菲菲，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沈仕州，云南大理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