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要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文明新气象。”近日，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的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陕西省延安市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县乡村基层党组织代表、农村青年人才、乡土文化能人等相聚一堂，共话乡风文明实践创新。本期刊发会议侧记、专家观点及地方典型文章，介绍会议有关情况和地方创新实践，为推动文明乡风建设集聚各方智慧和力量。

　　移风易俗和文明乡风的辩证关系

　　移风易俗，绝非一个简单的革除陈规陋习的否定命题，更是树立文明新风的肯定命题，其中蕴含了“破”与“立”的辩证关系。不除旧习，新风难立，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但更要认识到，不立也不破——新风未立，则易“风头一过，陋习复燃”。

　　中央下决心整治的高额彩礼、大操大办、厚葬薄养等陋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多属“富贵病”，其深层成因在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经济快速发展，群众物质生活富裕了，但精神层面并未得到同步提升，所以情感表达容易出现偏差，滋生攀比浪费。传统农耕礼俗曾有效引导农民行为、维系乡村秩序，形成一个相互适应、相互匹配的关系;但当下很多农耕礼俗遗失了，有些也不“灵”了，有些则被一股脑儿“移”掉了，新礼俗又没系统建立起来，因此各类陈规陋习才有可乘之机。

　　关于移风易俗和乡风文明的辩证法，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革除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反对迷信活动，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因此革除陋习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还讲：“推进农村现代化，不仅物质生活要富裕，精神生活也要富足。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同传承优秀农耕文化结合起来，同农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理念结合起来，弘扬敦亲睦邻、守望相助、诚信重礼的乡风民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当前理解移风易俗和文明乡风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陈规陋习产生的社会学机制

　　移风易俗是观察中国社会转型、理解乡土文化变迁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关键切口，这里面有一系列社会学机制在起作用。例如，高额彩礼、大操大办、厚葬薄养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现象，并非仅是某个家庭或个体的孤立选择，而是嵌入社会结构中的“惯习”，承担着社会竞争、关系网络维系与信用标识建构等多重功能。它们构成一个相互关联、根植于特定社会经济结构的“仪式性竞争”体系。

　　彩礼的传统功能在于“婚姻偿付”与“家族盟约”，而当前的高额彩礼已演变为婚姻市场中的理性计算与风险转嫁行为。个体家庭在婚姻竞争等情境下的选择，看似理性，却与传统价值中婚姻的本质与孝道真谛渐行渐远。这种被无形力量推动的攀比——房子、车子、票子(礼金)层层加码，导致农村青年婚恋成本剧增，不少新婚夫妇沦为“婚奴”、“房奴”，增加了家庭生活的负担。

　　大操大办、滥办“无事酒”等现象，其核心功能也已从亲情人伦的情感表达，转向家庭、社会、资本(关系、声望、实力)的集中展演。在乡村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型过程中，此类仪式成为家庭获取社区认可、确立社会地位的最直接途径，演变为一场关于“面子”的激烈竞争。这类深植于文化心理结构的习俗具有强大惯性，若仅依靠外部行政指令，容易引发抵触，难以实现内化。

　　城镇化与人口流动加剧，导致子代对亲代的实际赡养功能在空间与情感上被削弱。在此背景下，“厚葬”作为补偿机制出现，通过对身后事的极度重视，弥补生前赡养的不足，并向外展示“孝”的符号，以维系家庭在社区中的道德声誉。“薄养厚葬”现象折射出孝道从基于情感的赡养，异化为注重形式的“表演”，反映出社会转型期家庭伦理的失范。

　　移风易俗工作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推进移风易俗必须尊重农民主体性和地区差异性——

　　中国地域广阔，“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东中西部、农区牧区工业区、平原丘陵山区、民族地区的经济水平、民族风俗各异，推进移风易俗要注重将中央精神与地方实际有机结合，充分尊重农民主体性，尊重民情民风，照顾地区差异性，切忌“一刀切”。

　　比如陕西延安高桥镇南沟村第一书记对笔者说，他们村的文明新风议事会商定红白喜事每桌不超过300元;而同样在延安，南泥湾镇马坊村的李书记则说他们村的标准是500元。全国各地的差异广泛存在，要认识到移风易俗这个工作正如古语所云，当慎之又慎，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同时应注意到，治理的对象是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奢靡攀比之风，而非合理的、有人情味的礼俗传统。丧葬改革亦然，需治理的是占用耕地修建豪华阴宅、盲目厚葬的攀比行为，而非“慎终追远、厚养礼葬”的悠久传统。

　　移风易俗之事关乎民心，改革须尊重传统与民意，保持历史耐心，细致开展群众工作。

　　建构柔性治理的方法体系和制度体系——

　　对陈规陋习的整治不是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刚性约束就可以达成的，做好移风易俗工作，要让柔性的礼让文化、刚性的规章制度与崇高的和谐理想相结合。中国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打官司，其更高追求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描绘的“无讼社会”——通过德治教化、文化浸润和有效调解，从源头化解纠纷，使“无讼”成为社会自觉，实现从“化讼”到“少讼”乃至“无讼”的境界。安徽桐城的“六尺巷工作法”，倡导礼让与协商，为社区治理注入“和”的基因;广西龙林的“五统一工作法”则通过系统性、规范化的流程，将柔性理念转化为可复制、可操作的办法，实现精准高效治理，达成“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在柔性治理的制度体系方面，除了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章制度和保障制度外，更重要的是切实管用的群众自治制度。各地村寨探索的“一约四会”就是很好的例子。“一约”指的是村规民约。不少村规民约都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形象生动，而且接地气、切实际、好执行。村规民约本质上是传统乡约的现代转化，它可以将移风易俗的“硬要求”化为村民可感可知的“软规范”，更易产生效力，润物细无声。“四会”指的是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议事会、禁毒禁赌会。实际上，“四会”只是一个概数，各地还创造了各式各样的、功能类似的“会”。这些会是村规民约落地的重要组织支撑，它们可以将外部政策转化为村寨的内在共识，形成可持续的文明建设力量。因此，它们不仅是执行机构，更是乡村自我调节、自我教育的平台，通过制度化议事机制增强规则认同感和执行力。“一约四会”最主要的功能是体现了基层治理从“管理型”向“参与型”转变，激发乡村内生治理能力，使移风易俗成为“大家议、大家办”，不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推行，而是源于村民内部的自觉认同和集体行动，其生命力在于乡土社会的信任网络和人情纽带。

　　在柔性治理的工作方法和制度体系中，还有一项很好的制度是志愿服务。2024年中央提出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从“堵陋习”向“疏服务”延伸，鼓励为婚丧嫁娶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降低人情负担。“堵”是划定底线，如限制酒席规模、禁止低俗表演，体现刚性;“疏”则是提供替代方案和正向引导，满足村民情感与社会交往需求。志愿服务作为柔性引导方式，在移风易俗中作用显著，它不仅是服务过程，更是传播文明理念、促进风气转变的途径。例如村规要求“婚事简办”，志愿者提供免费婚庆主持、场地协调等服务，村民从中体验到便利与尊严，使村民从“不敢办”变为“愿意办”，将被动约束转化为主动参与。治理还需积极提供替代选择，如推广集体婚礼、建设生态安葬设施等，并丰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引导群众参与健康多元的文化活动。

　　破立并举，把移风易俗上升为文明乡风建设的自觉实践——

　　移风易俗工作触及传统习俗所依赖的社会心理、利益结构及价值认同，若不引导村民重新思考“体面”与“幸福”的内涵，仅靠行政命令难以实现真正转变。因此，核心任务是推动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转型，将移风易俗与文明乡风建设相衔接，使村民从“被动遵守”转向“主动认同”，通过宣传教育、典型示范和文化浸润，建立理性、节俭、互助的现代生活方式，让移风易俗成为乡村自我更新的内在动力。

　　深化移风易俗，关键是与文明乡风建设同频共振，实现从“破旧”到“立新”的跨越。不仅做“减法”，更要做好“加法”与“乘法”。精准把握树新风新俗的路径，实现从“治理”到“滋养”的升华，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系统化培育：推动“仪式革新”与“实践探索”，让新俗有“载体”;强化“榜样引领”与“文化浸润”，让新风有“温度”;注重“青年赋能”与“社会保障”，让新风有“根基”。唯有使新风尚融入日常，成为普遍认同的行为准则，乡村振兴的文明底色才能厚实。

　　期待新风新俗从“外在要求”内化为“内心认同”，升华为自然而然的“文化自信”与“行动自觉”。当节俭成为时尚、文明成为习惯、美德成为荣耀，乡村必将成为邻里和睦、乡风淳朴、令人向往的美好家园。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