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共同体是指基于共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定式而形成的社会群体,是一种特定文化观念和精神追求反映在组织层面上的有机统一体。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与市场化进程推进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乡村原有的文化共同体形态被打破,出现传统价值失范、文化认同与文化主体性危机等问题,日渐薄弱的乡村内生力量与式微的传统文化要素难以重振内部成员的文化性联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要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文明新气象。”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建构乡村文化共同体是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为乡村铸魂的重要抓手。新时代乡村文化共同体建构应当突破传统思维约束,推进从方向性、主体性、实践性三重意义上的逻辑转向,重塑现代乡村文明。
方向性:
从“文化搭台”到“文化发力”
推动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重塑乡村文化共同体的价值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传统价值在市场化的冲击下出现价值失范与体系解构等问题,原有的乡村文化共同体形态被打破。进入新时代,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的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其实质是对传统乡土文化在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与现实特征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与表达形式。乡村传统价值与现代文明要素的有机融合,为转型期乡村社会发展与个体需要提供了具有适配性意义的乡村文化价值体系,为转型期乡村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核心价值引领。
厚植乡村文化自信,凝聚乡村文化共同体成员的基本共识与价值认同。文化的核心功能是塑造认同。市场性、现代性因素的渗入与冲击致使乡村文化认同危机蔓延,乡村个体化、原子化倾向加剧。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乡村与乡村文化的固有价值得到了充分肯定,人们开始对乡村文化的传统内核与内在价值进行重新审视和挖掘。“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乡村文化自信以文化价值的同质性为纽带重振村民群体间的文化性联结,凝聚其对乡村文化的内在情感和价值认同,铸牢乡村文化共同体意识。
积极培育文化新业态,实现乡村利益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的有机融合。长期以来,乡村文化资源禀赋一度以简单方式被兑现为经济资本,乡村文化共同体所依附的古村落、古建筑以及特色文化等大量乡土文化资源不断流失。因此,要充分发挥文化产业的文化、经济双重属性价值,以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乡村文化新业态实质上是依托乡村优势资源,以文化创意赋能传统产业,通过延长产业链,重塑价值链的形式将乡村文化资源与农业、旅游业、手工业等产业结合,形成以文化为根本、产业为载体的乡村特色产业链。乡村文化新业态在承载乡村文化内核的同时能够为乡村产业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实现乡村利益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的协同共建。
主体性:
从“党政包办”到“党建引领”
坚持党建引领,乡村多元文化建设主体协同发力,汇聚乡村文化共同体建设合力。党政包办模式下,政府是乡村文化建设中进行供给决策与资源输入的主要供给主体,乡村内生主体和社会组织、企业等多方力量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不足,建设力量分散、成效受限。新时代以来,党政包办向党建引领的逻辑转换有力推进了乡村文化共同体建设力量重心的下移,实现了对乡村内生力量的激活和社会性建设主体积极性的提升。通过党建对乡村文化共同体各方建设力量的价值引领和组织协调,能够在有效协同政府、市场、社会与乡村等建设力量的同时,实现对各方资源和力量的有效整合,形成各方建设力量优势互补、汇聚合力的新格局。
激发农民群体的主体性自觉,激活构建乡村文化共同体的内生动力。党政包办式的乡村文化建设模式下,农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与组织化程度低,乡村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内生动力弱。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并在2018年被确定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基本原则。“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实现了党建引领政治优势与农民主体地位保障的统筹协调,既有效发挥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统领、价值导引、组织整合等优势,也能够有力动员农民群体参与乡村文化创新发展,有效激活乡村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内生主体力量。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乡村文化自组织的良性互嵌,重振乡村文化共同体的公共内核。长期以来,由政府主导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乡村公共文化的主要供给模式,这种供给体系在政策理论、基础设施、资金保障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的同时,存在公共文化服务供需不匹配、供给效率低等掣肘问题,致使乡村文化共同体的公共内核消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建引领实现了对推进政府服务提质增效与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赋能,纯粹的政府主导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开始转型,由农民“唱主角”的文艺团队开始逐渐在满足村民日常文化需求、弥补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失衡方面发挥作用。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形式实现与乡村内生自组织的双向嵌入,将公共文化与民族文化、乡村文化有机结合,有效提供满足村民群体需要的公共文化内容与议题,重振乡村公共文化对共同体成员的价值引领与深化认同作用。
实践性:
从“机械扩展”到“有机延伸”
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优化乡村文化共同体的场域载体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满足农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支撑,由于城乡之间客观存在的区域与发展阶段差异,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城镇而言差距较大,乡村文化共同体所依附的场域载体建设水平参差,利用成效低。新时代以来,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为有序推进乡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坚持因地制宜与统筹协调相结合,既遏止了因循守旧的“一刀切”的机械建构方式,又注重加快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协同推进机制,有效延伸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覆盖范围与利用成效,为乡村文化共同体建构提供了坚实的载体基础。
挖掘乡土社会内生性文化资源,重建乡村文化共同体成员的公共性联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保护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赓续历史文脉。挖掘乡土社会内生性文化资源能够重建村民群体间的主体性互动与价值认同,是重振共同体成员间公共性联结的着力点。乡村特色民俗活动、传统节日等乡土文化资源的重新入场,保障了村民群体能够通过直接参与获得娱乐和情感体验,并开展公共互动与社会交往,建立并强化彼此间的社会性、文化性关联。不同于外在公共文化服务输入所搭建的人与物间的互动,乡土社会内生性文化资源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双重联结平台,为强化乡村文化共同体成员间的情感认同与公共性联结奠定了重要基础。
推进乡村数字文化平台建设,强化乡村文化共同体成员的数字型联结。由于种种客观因素,乡村数字化程度较城市而言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存在如信息网络平台建设、通信设备、内容供给以及相应服务供给方面落后、粗放甚至缺位等问题。新时代以来,数字乡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党和国家先后推进《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不断促进乡村数字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推进实时智能、精准推送的乡村文化服务供需平台搭建。将乡村文化资源以具象、直观的方式呈现于数字平台之上,能够极大拓展乡村文化共同体的虚拟空间载体,在强化乡村数字文化供给、实现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型的同时,有效提升共同体成员间的数字型联结。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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